“文革”叙事在“文革”结束之后，成为后人清理文革、反思文革的途径之一。大量的叙事文本曾在70年代末80年初获得了巨大的社会、文学领域的反响。但是“文革”叙事也开开始呈现出“断流”的趋势。本文希望通过对出生、成长于“文革”时期的60生人的“文革，叙事的梳理、研究，来透视“文革”叙事在“政冷经热”这一背景之下如何在他们手中获得书写的可能，以及他们的“文革”叙事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怎样保持了与时代的合构和间离。而以余华为代表的原因不仅在于作为1960年出生的他在叙事技巧、手法不断更迭的前提下，始终保持了对于“文革”叙事的热情，其最新的文本《兄弟》在以“文革”为背景的叙事中，亦获得巨大的读者反响。在这前后近20年的创作历程中，“文革”叙事从先锋技巧到市场策略，在被建构和想象的基础上，是否与当下又生发出了新的意义和可能。 本文的引言部分论述了“文革”叙事作为对“文革”历史展开探索和想象基础，在60生人余华之处成为叙事的原点。通过他对“文革”旧梦的不断回溯和发见60生人在“文革”叙事成败得失中所蕴涵的意义。第一章通过清理余华的精神前史和后发建构，即文学史/时代和文本的空间性建构，勾勒“文革”在叙事中的不断复写、追加的过程。第二章以余华为个案，分析60生人“文革”叙事中对“身体”的关注、书写，来勾连它与政治意识形态遮蔽、绞缠的对位关系。第三章通过对“文革”叙事一系列要义的剖析，爬梳余华在内的60生人叙事命题中存在的焦虑。第四章探讨“文革”叙事在与日常、民间的叙事的整合中，有了一系列的变化。并在一定程度上借用汪晖的“去政治化”概念论述“文革”叙事在时间的迁徙中的不断流变和挣扎。而“文革”历史对人之主体性的亟待建立的诉求，也根植于“文革”叙事的艰难探求中，并且在新的世纪中有了新的质素。 结语部分通过对余华新作《兄弟》的分析，贴近地来看“文革”叙事的最新动向。在尽可能避免对“文革”进行单向度、简单地切削之外，同时站在历时的时间河流中，带有“历史同情心”地观照“后文革”时期的叙事文本中仍然存在的叙事努力和缺陷、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