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我国资本市场发展迅速,市场不成熟、不稳定等问题也随之凸显.为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和健康地发展,增强投资者长期投资的信心,证监会日前出台了一系列约束上市公司分红行为的政策,经历了从“软”约束到“硬”强制,并根据实际情况不断修改强化的过程,但其中仍然存在一些盈利状况良好、成熟的公司顶着监管的高压不对投资者进行分红的现象.2011年,前证监会主席郭树清提出了强制分红政策,除强调现金分红的比例外,还要求上市公司必须披露分红计划,并将其列为重大事项加以提示,提高分红事项的透明化程度,严厉惩处不采取分红策略的公司,其实施效果备受关注.本文以2011年11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作为外生的政策冲击,利用我国A股市场2005-2018年的上市公司数据,基于代理理论和自由现金流理论,探讨了强制分红政策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作用效果与微观机理.首先,构建双重差分模型,以每股现金分红指标为基准,当且仅当在强制分红政策出台后才开始有1年以上分红经历的公司视为实验组,反之,在其他任何情况下被视为对照组;设置政策时间虚拟变量,由于《通知》的出台时间在年末,企业的反应具有滞后性,故将2012年作为时间节点,2012年及以后作为实验组,2012年之前作为对照组.通过两者的交乘项,我们能够得到强制分红政策冲击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实际效果.其次,将产权性质和股权集中度作为调节变量进行异质性检验.通过将产权性质分类变量和政策效应交乘,我们能够比较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受到强制分红政策的影响程度。同理,通过对A股上市公司年末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政策效应交乘,能够比较股权集中度差异下,强制分红政策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效果。最后,检验了强制分红政策影响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路径.实证结果表明,强制分红政策出台后,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有所降低,并且这种负向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和股权集中度高的上市公司中更为显著,而代理成本作为中介变量,在强制分红政策和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之间起到了中介传导作用。为了确定本文结论是否稳健,通过替换衡量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变量,剔除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以及将政策冲击提前一年的安慰剂检验来进行稳健性检验,其结果均与上述实证结果相符,证明本文的估计结果和结论是稳健的。针对上述结论,本文从政府、上市公司以及投资者三个角度提出了建议。政府方面,不仅要加大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监管力度,规范其分红行为,还要建立市场引导机制,引导上市公司自觉分红。上市公司方面,应当建立健全自身的治理结构和完备的利润分配机制。投资者方面,必须学会辨别上市公司的分红目的,正确解读政策信息,理性识别风险,谨慎投资行为,以此来推动政策的贯彻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