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劳工报告提出的双重红利假说认为,采用适当的环境规制政策能够实现治理环境和就业增长的双赢。环境和就业作为“十三五”规划的重要内容,受到国家和政府的高度重视。目前日益严重的就业结构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那环境规制对我国不同类型就业结构的影响如何?具体机理是什么?这是本文主要研究的重点。首先,本文对主要的研究变量进行界定和测度,采用熵值法对环境规制进行度量,并将就业结构分为就业技能结构、就业产业结构以及就业行业结构进行研究;其次,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环境规制如何影响我国就业进行模型推导,并在此基础上对环境规制影响我国就业结构的机理机制进行分析;再者,采用中国大陆31个省(市)2006-2015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构建中介效应模型,运用系统GMM估计法研究环境规制是否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创新对我国不同类型就业结构产生影响;最后,在得出的相关结论的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由环境规制强度分析可知,无论是从时间维度上还是从空间维度上,我国的环境规制强度呈现出逐步减弱的趋势。实证结果表明:(1)环境规制无论对就业技能结构、就业产业结构还是就业行业结构均不是一般的线性关系,环境规制对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呈现倒U型特征,即先促进后抑制,而对就业产业结构及就业行业结构则是显著的U型特征,即先抑制后促进;(2)环境规制不仅会对我国不同类型就业结构产生直接影响,还会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创新对我国不同类型就业结构产生间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