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出单个城市的研究模式,从一定区域范围来考察城市群体的变迁,是近十余年来历史城市地理学研究的新方向。山东半岛作为人类文明萌生极早的区域,在西汉时代既已发展起数量庞大的城市群体,西汉以降这一城市群体经过了异常复杂的演变历程,时至元代则是传统社会中山东半岛城市群体基本定型的时期;同时西汉至元代山东半岛中心城市的变迁问题亦颇令人瞩目。本文即以西汉至元代山东半岛城市群体与中心城市的变迁为研究对象,考察其演变过程及原因。本文可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探讨汉晋时期山东半岛城市群体与中心城市的变迁问题。第一章是对汉晋城市群体的考察。西汉是山东半岛城市群体奠定的关键时期。城市数量颇为可观。城市地域空间结构方面,区域分布表现为西密东疏、郡(国)间分布差异明显两大特征;地理分布则表现为绝大部分城市集中于平原地区,大多沿天然河流分布两大特征。城市在选址特征上体现出对微观自然地理环境的高度依附性。东汉、魏、晋时期山东半岛的城市群体显示出对西汉高度继承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对城市地域分布及城址的继承上。第二章考察汉晋中心城市的变迁问题。汉晋时期山东半岛的中心城市发生了由临淄到青州(广固城)的转移,就西晋及十六国乱世而言,这一城市转移行为是相当成功的,集中体现为广固城在微观地理环境方面对临淄城所存在的缺陷的弥补上;不过,若从宏观角度来看,这一城市转移行为并无多少实质意义:一是较之于临淄城,广固城“地理中心型”的城市位置特征没有变,二是广固城并没有脱离临淄城先前所拥有的城市腹地,其转移的根本原因仅是西晋末年统治者对政治、军事气候的主动适应而已。第二部分考察南北朝隋唐时期山东半岛城市群体与中心城市的变迁问题。第三章是对南北朝隋唐城市群体演变的探讨。宋魏时期山东半岛城市数量达到了新的高峰。从城市群体的地域空间结构来看,西密东疏的区域布局态势更为明显,地理分布上聚集于平原地带及多沿河分布的态势没有根本的变化。就宋魏时期城市群体的选址特征而言,侨置城市中的郡城往往选择自然地理环境优越同时又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地点立城,而一般的侨置县城所处地理环境则较为平淡;对于重新选址的汉晋城市而言,微观地理环境相对较差,汉晋城市由于受到侨置政区的冲击而导致城址的重新选择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北齐时期山东半岛的城市数量出现了大幅度缩减。就地域空间结构而言,虽然西密东疏的区域分布态势没有逆转,不过这种不平衡性降低了;地理分布方面,平原城市所占比重有缩小的趋势,城市沿河分布依旧。就北齐新建城市的选址特征而言,靠近交通线进行选址的现象引人注意。隋代经过对城市群体大刀阔斧地改造,至大业八年(612年)时,城市西密东疏的不平衡态势进一步降低,就地理分布而言,平原地区城市多、沿河城市多的特点得以延续。通过对隋代新建城市选址特征的考察,发现,微观地理环境的优劣与城址的延续时间并不完全契合,这可能反映了统治者对城市之间空间距离合理性问题的重视程度要超过对城址微观地理特征的关注。唐代长庆元年(821年)之时,城市群体东西分布不平衡的状况继续缓解,岱北亚区内部胶莱平原一带城市数量的减少颇引人注意。与隋代类似,统治者亦非常重视城市之间空间距离的合理性问题,这是导致唐代山东半岛城市群体地域空间结构变化的主要原因。唐代新建城市的微观地理坐落大部分较为优越。第四章考察南北朝隋唐时期中心城市的变迁问题。这一时期虽然半岛的中心城市仍是青州城(东、南两阳城),但是济南城(历城)城市地位的提升令人瞩目。从城市的行政等级、经济实力以及当时人的看法三个角度来审视,南北朝隋唐时代山东半岛形成了青州城、济南城“准二元中心结构”的格局。第三部分探讨宋金元时期山东半岛城市群体与中心城市的变迁问题。第五章是对宋金元时期城市群体的考察。北宋宣和七年(1125年)山东半岛的城市数量较之唐长庆元年无甚变化;地域空间结构方面表现出岱北区与胶东区的分异特征。导致城市地域结构变迁的动因则可分为黄河水患的影响、交通路线的吸引、区域经济的发展三个因素。金代山东半岛城市数量增加较为明显;就城市地域空间结构而言,区域分布方面,岱北、胶东两亚区城市分布不平衡态势的明显淡化是最令人瞩目的新动向;地理分布方面,新置城市主要坐落于北清河沿河和胶东丘陵地区。区域经济的发展是金代城市增置的最主要动因。元代城市数量增加有限;地域空间结构无明显变化;传统社会时期山东半岛的城市群体至元代之时已大体底定。第六章考察中心城市的变迁问题。通过对青州与济南城市本身的比较研究,发现,宋金元时期济南城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后来居上的发展过程,及至元代,济南城从城市风貌、官方机构的多少、城市占地规模等方面已经丝毫不比青州城薄弱了。通过对二城腹地人口密度、城镇发展、商税额数等方面的比较,发现,白北宋后期开始,济南城市腹地的发展程度已经明显超过了青州城的腹地,金元时期这一差距又进一步拉大,这实质上说明了山东半岛经济核心区已经由半岛中部转移到了半岛西部。总之,明代初年山东半岛的政治中心最终由青州转移至济南,正是宋金元时代济南城市本身及腹地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