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韩国在民族、国家危机当中认识到理性与自由精神的重要性,进而以新文学运动来强调理性思考方式和人的个性觉醒,但是两国启蒙主义文学思潮蕴涵的问题和其成果呈现不同的特点。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两国知识分子和文学家从忧患意识中发萌了对新文学的观念,虽然他们都共同地把文学的启蒙功能作为“救亡图存”的路径,但是不能说他们的文学启蒙意识完全一致。中国启蒙思想关注于改造国民劣根性,重新塑造适合“新现代国”的“新民”的精神世界,经过几次改革失败的中国启蒙学者痛定思痛的反思后,恳切地认识到“改造国民性”的重要性。与此不同,韩国除了建设现代化国家和“改造国民性”之外还需要恢复国权,所以韩国启蒙学者强调培育对建立民族国家有用的人才。韩国与中国不同发生了作为启蒙运动一环的国学运动。因此,两个国家虽然相似地在国家危机中发生了启蒙运动,但其启蒙性格与启蒙内涵呈现出不同的局面。中国的新文学启蒙主义诉求不无存在着对传统的总体的批判,韩国新文学启蒙主义诉求则连接对本国传统的甄别与颂扬；中国启蒙比较具有强调“个人自由独立”的精神余裕,韩国的启蒙只能存在两种极端的选择:不是强调“民族自由独立”的民族主义精神,就是即使亲日,也得开化走向现代之路。　　 通过对中韩现代文学发生时期的启蒙主义思潮的比较研究就可以发现两国现代文学形成时期的重要小说创作思潮与启蒙意识的差异。本论文主要进行比较中韩新文学启蒙主义思潮发生背景、两国言文一致运动的启蒙内涵、中韩启蒙救国论、鲁迅和春园的启蒙主义思想,我们通过这些比较研究发现两个国家虽然相似地在国家危机中产生了以启蒙主义为基础的新文学,但其启蒙性格与内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