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与香港一直是一对说不尽的城市，这两座城市如同中国沿海的一对双星，一南一北，发出璀璨的光芒。近来“物质文化研究”风气大热，作为这两个城市代表作家的王安忆与董启章，他们的小说中物质书写的特质尤为显著。而本文将以“格物”和“恋物”作为切入两人小说的独特角度，运用文本细读的方式，对两人的小说创作进行解读。　　城市中的物质不是洪水猛兽，但也绝对不是应该被人顶礼膜拜的对象。历来研究者谈及物质书写时，总是关注集中于那些批判物质的作家，或者集中于对恋物叙事的批评。似乎物质只能成为消费品或者符号，而忘却了古典资源中物却有“名物”这一古雅的称呼。关乎生活的实在是物质，而并非观念的喧嚣。　　“格物”本出自《礼记·大学》中的“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本文借用的则是金圣叹评点《水浒传》时所用“格物”的理解，将其归纳为对生活中的“物”进行观察和书写，从而达到某种体悟的一种方法。换言之，物质书写中的“格物”是对“物”进行省察，从“物之理”进而生发成“人之理”和“天地之理”。　　而“恋物”是从精神分析学中借用的概念，精神分析学关注的是恋物主体在恋物对象上的欲望运作，比如主体对“物”产生欲望的原因何在，对“物”的认同是怎么实现的。而从“恋物”衍生出来的“拜物教”则被马克思主义所批判，一般从社会生产的层面去揭示拜物教的真相，比如这之下隐含的社会关系生产与再生产的秘密。而文学中的“恋物”则受精神分析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双重影响，爱欲、消费、物品与人纠缠不清，形成复杂的关系。文学还关注作家是如何书写对于物质的好奇和膜拜，以及揭示出这种模式下的某种精神上的缺失或者对于某物的幻想。　　之所以选取王安忆和董启章作为本文要讨论的对象，首先是因为物质书写其实根植于都市书写，因为都市中发达的资本主义使得作家对于“物”才有了“风景的发现”。而王安忆与董启章都是长于上海和香港这两个“超级城市”，对于都市书写驾轻就熟。而都市书写则不得不提到人身边的“物”。其次，王安忆与董启章的物质书写有特异之处。王安忆的物质书写比较着重于日常物，她脱离了常见的对于品牌顶礼膜拜的轨道，而更看重身边之物，比如散文《茜纱窗下》中就书写了家中的几套家具中蕴含的故事。而董启章的物质书写是比较自觉地去考察“物”与“人”的关系，并且多了一层理性审视的意味，他努力将科学思维引入文学创作之中，所著的“自然史三部曲”拥有书写人类进化的雄心。因此本文选取王安忆与董启章作为考察对象，对两者小说中物质书写加以研究。　　文章的绪论主要涉及本文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简要概述了理论界的物转向，指出物质书写是一个非常有开创力的空间，全文所秉持的理论框架是“格物”与“恋物”，它们分别来自于中国古典资源和西方心理学理论，而通过考量王安忆和董启章的小说创作，有理由认为这两个关键词可以作为探究两人作品的出发点。　　第一章厘清了“格物”和“恋物”的概念，并且分析了一些作品中所体现的“格物”与“恋物”，重点提及董启章和王安忆的作品中，“格物”与“恋物”是怎样被展现出来的。　　第二章重点分析了王安忆小说《天香》与《长恨歌》中的“格物”与“恋物”是怎样论述的。王安忆的《天香》发生在“作为时间前史的都市”，是具有蛮荒气、高古气和市井气的上海，这是物质书写所发生的空间。与《天香》中的“物”联系在一起的是“造物之理”和“天工开物”。“格物”是对沈从文“物质的抒情”的延续，它关联着劳动、手工和底层百姓，是带有温度的物质书写。而对《长恨歌》的分析，则是从“日常物”与“都市空间”两个角度来论述的，指出王安忆的物质描写其实与都市中弄堂和公寓等形形色色的空间有关，与她对市井的热爱密切相连。　　第三章则以董启章为中心，以“格物之思”、“恋物之欲”以及“物质与空间”为三个论述点。在董启章对于“物之理”的探索中，看到了“物”与历史、时间的关联，物质书写的背后是作家对于人类命运的思考。董启章的恋物叙事具有独特之处，他笔下的物虽然大多是流行物，但是却与持有者的情感和记忆相连。而董启章小说中的空间也具有隐喻性，在他的笔下，“图书馆”和“博物馆”成为了物质与精神的交汇点。　　在余论中，笔者指出了两位作家的小说中都提及了“天工开物”，以及“上海”与“香港”其实呈现了一种互相对应的镜像关系。在都市现代性已经成为一种被铲平的均质主义代名词的当下，董启章和王安忆的创作则突出了“物”的特异性和它与人类情感的关联性。　　因此本文发现，在论及物质书写时，不可被物质的表象所迷惑，而要细究作家是如何通过描述物质而浇心中之块垒的，而王安忆和董启章便是其个中翘楚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