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股权分置改革虽然为上市公司的非流通股提供了在证券市场上自由流通的机会，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并未完全改变上市公司股权过度集中的局面。而在集中型股权结构下产生的大股东与中小股东间的代理冲突，已经成为我国上市公司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公司治理问题。我国一些学者的研究发现，在上市公司的并购活动中，大股东的代理行为存在明显的侵占效应，表明许多并购交易已经成为了公司大股东攫取控制权私利的一种手段。然而，另一些学者的研究则显示，并购交易对于我国并购方上市公司是有利的。分析上述大相径庭的结论背后所隐含的原因，发现线索都不约而同地指向公司股权结构的优化设计问题。而建立多个大股东并存的相互制衡的股权结构，在国内外的许多研究中都被视为是一种可能制约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治理模式。那么，具有不同制衡程度的股权结构，是否是并购方上市公司在并购交易后出现不同绩效表现的主要动因呢？股权制衡效应又是以什么作为传导中介对并购方上市公司绩效产生影响的呢？什么因素会影响股权制衡效应的发挥呢？这些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鉴于此，论文基于上市公司并购方视角，对股权制衡在并购活动中的治理效应展开研究。研究结果显示：（1）公司的股权制衡程度越高，并购绩效越好，并购交易后的公司价值也越高；（2）股权制衡能够有效限制并购活动中大股东与高管人员的合谋行为，压缩高管人员私有收益的空间，进而提高公司的并购绩效；股权制衡还能够减少并购活动中信息操纵现象的发生，改善公司并购信息披露质量，促进收购公司价值的增长；（3）大股东股权性质的异同会影响股权制衡的效果。在公司前两大股东股权性质相同的情况下，股权制衡对并购绩效的影响不显著；而在双方股权性质不同的情况下，公司的股权制衡与并购绩效显著正相关。投资者异质预期水平的高低也是影响因素之一。与较低的异质预期水平相比，当投资者异质预期水平较高时，股权制衡对并购绩效的正面促进作用大大减弱。与现有国内外相关研究相比，论文的特色与创新点主要体现在：（1）本文较为全面地分析了股权制衡对收购公司并购绩效的影响，而现有许多针对并购问题的文献，虽然都将公司的股权结构纳入考察的范围，但主要集中于研究股权集中度、股权性质所代表的狭义股权结构可能产生的影响，而往往忽视广义上的股权结构还包括股权制衡这一状态，从而很少讨论股权制衡在并购活动中的作用。因此，本文的研究扩展和完善了有关并购方并购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2）本文在研究股权制衡与并购绩效之间的关系时，并非简单地着眼于这种关系的两个端点，而是深入地剖析了端点间所存在的联系纽带，发掘股权制衡对并购绩效的作用机理，从而弥补了在股权制衡效应的传导机制方面存在的研究不足。（3）本文还考察了并购活动中影响股权制衡效果发挥的公司内外部因素。这些因素的确定一部分是通过文献分析，一部分是依赖模型推导，而最终的实证检验也证实这些因素确实会对股权制衡的效果产生显著影响。这一方面是对现有研究成果的进一步验证，而另一方面也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经验证据，使得针对股权制衡治理效应的研究更加细致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