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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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讲到:“企业既有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也有社会责任、道德责任。任何企业存在于社会之中,都是社会的企业。只有真诚回报社会、切实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家,才能真正得到社会认可,才是符合时代要求的企业家。”在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探索前行的四十多年中,有过“三聚氰胺”、“长春长生疫苗”的曲折,也有各大企业对自然灾害受灾区进行大额捐赠的进步,但根据《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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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讲到:“企业既有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也有社会责任、道德责任。任何企业存在于社会之中,都是社会的企业。只有真诚回报社会、切实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家,才能真正得到社会认可,才是符合时代要求的企业家。”在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探索前行的四十多年中,有过“三聚氰胺”、“长春长生疫苗”的曲折,也有各大企业对自然灾害受灾区进行大额捐赠的进步,但根据《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报告（2017）》显示,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整体水平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履行社会责任对于企业而言,不仅仅是有益于社会的行为,也是提升自身竞争力的一种战略投资,可以调节长期收益,获得持续性竞争优势。因此,履行社会责任有助于企业和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是重要且迫切的。提高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整体水平,更是政府、企业和社会共同面临的艰巨任务。那么,CEO作为企业的代表人物和制定战略决策的重要一员,其对自身的职业生涯关注会如何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呢?制度环境作为外部因素,是否能够改变CEO基于自身职业关注所做出的企业决策呢?作为中国特有的组织形式,“体制内单位”是否会影响其员工的认知、价值观,从而对有体制内工作经历的CEO产生影响呢?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在参考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CEO职业生涯关注、制度环境、CEO体制内工作经历、企业社会责任为研究变量,结合委托代理理论、高阶理论、职业生涯关注理论和烙印理论,选取2009-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构建多元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以下研究结论:（1）CEO职业生涯关注与企业社会责任呈倒“U”型关系,处于任职初期、年轻的CEO和临退休、年老的CEO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水平较处于职业生涯中期的CEO而言更低;（2）制度环境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有正向关系,并在CEO职业生涯关注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之间起调节作用,市场化进程较快的地区,倒“U”型关系得到缓解,社会责任表现整体水平较高;（3）CEO体制内工作经历对职业生涯关注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关系没有明显的缓解作用,但国有或集体企业样本中CEO职业生涯关注与企业社会责任为负向关系,社会责任表现水平随年龄的增加而提高;党政机关工作经历样本中CEO职业生涯关注与企业社会责任呈正向关系,社会责任表现水平随年龄的增加而降低;事业单位工作经历样本结合了国有或集体企业样本和党政机关样本的特征,CEO职业生涯关注与企业社会责任呈倒“U”型关系。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得到以下研究启示:（1）完善经理人市场制度,将企业社会责任等长期战略表现纳入经理人考评标准中,长短期结合共同推进企业可持续发展;（2）强化公司治理,在管理者任职初期和末期加强监督,防止管理者因过度关注职业前景和自身利益而忽略企业长期发展;（3）管理者选聘多方面考虑,结合高管工作经历和公司所处地区制度环境,力求发挥制度环境、管理者和公司三方优势,共同推进公司价值提升和地区经济发展;（4）建立CEO的制衡机制,配置高管团队成员时考虑年龄、任期异质性和工作经历异质性等,制约CEO因个人认知偏差和职业关注做出不利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和不利于企业价值提升的决策;（5）从企业内部改变社会责任理念,建立社会责任管理体系,寻求与政府和外部社会性利益相关方的合作,实现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整体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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