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诞生于现代历史进程中,是政治与智识结合的产物,深深地扎根于政策与社会进程中,以一种传统而现代的方式影响着政策及其制定者,也影响着信息需求愈发强烈的公众群体。从国别研究的角度来看,智库的历史叙事带有鲜明的国家、民族特点。英国智库发展历历百余年,共有三波浪潮,各自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政策进程呈现出相互建构的关系,最终确立了学术性与时效性并重的基本原则,以多样化的方式塑造并影响着英国的“意见氛围”。绪论包括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研究综述、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说明四部分。第一节基于智库的现代化特征,论证了智库研究对学科建设、理论建设和政策实践的三重意义,强调了智库作为智识现象和社会机构的双重性。通过对国内外智库研究学术史的梳理与综述,本文提出了以独立性、边界和影响力问题为导向的智库研究视角,借助“权力-知识”观与知识社会学方法,厘清智库在智识领域与政策领域的不同侧重。绪论最后部分对研究概念和研究范围做了说明。第一章着重探讨了英国智库与“共识时代”经济政策的关系。以费边社为代表的英国智库所宣扬的社会主义理论被融入艾德礼的竞选宣言与执政理念中,政治经济计划协会和国家经济与社会研究所为“战后共识”的形成提供了智识方面的支持与政策方面的具体建议,如工业体系计划。“战后共识”的氛围又反过来影响了“第一波浪潮”中智库的研究方向,在此前提下,经济事务学会发出的反对之声体现出知识分子在大环境中维持独立和自由的努力与尝试,也证明了智库实践的多样性特征。第二章以中央政策评议处这一政府内部智库为切入点,着重考察智库与权力间的关系。作为官方定义的第一家“智库”,中央政策评议处的不同之处在于可以直接影响决策者;基于其“首相办公室”的定位,评议处成员既可以直接向首相汇报研究成果,也可以听证各部例会并提出建议。然而,中央政策评议处从未独自主导过任何一项政策的实施,其收集的信息与提出的建议往往被整合或作为冲突双方的缓冲,实际效用并未达到设立者的预期。中央政策评议处的衰亡证明了智库定位的重要性。第三章对英国“第二波浪潮”智库与撒切尔政府经济改革展开细致考察。“第二波浪潮”是顺应全球经济与社会变化的产物。就英国而言,“英国病”的持续影响和60年代权利运动引发的公众意识觉醒,为新思想和新学说提供了充足的空间。经济事务学会的崛起、政策研究中心和亚当·斯密研究所的一鸣惊人与撒切尔的锐意改革相呼应,智库与经济政策互相建构。本章基于一手资料,通过比较研究、文本分析和案例分析,以私有化改革为切入点,对“第二波浪潮”智库智识实践中体现出的普遍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考察,论述了智库定位的多样性、文本的简洁性与实用性和影响力的权力特征。第四章考察了英国智库在经济政策进程中的独立性、影响力、边界三大问题。独立性是许多英国智库的对外辞令,却极少成为它们的实践原则,这与知识分子既想维护学术人格独立、又想扩大影响力的矛盾心里相符。在这种意义上,独立性更像是一种获取关注的噱头,而非必须坚持的原则。智库的边界问题涉及到定义问题与定位问题。智库的组织形式与判定标准具有鲜明的区域与民族特征,导致研究者几乎无法对其下一个广泛适用的确切定义。定义的模糊性延伸到定位的模糊性,对独立性的宣传也加剧了这一趋势,最后的结果是智库边界的模糊性与流动性。现代社会中,智库的独立性与影响力间存在着固有但不绝对的矛盾,边界的模糊性与流动性增大了判定影响力的难度,导致这方面的评估不是趋于夸张,便是趋于保守。将独立性、边界与影响力三大问题结合来看,我们可以发现智库作为现代社会产物的流动性特征:既可以作为政府与公众意见沟通的桥梁,又可以承担收集信息、制定议程、科普政策内容的工作,还可以作为政府人才的储备库与平台跳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