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时代,各种不确定因素充斥其中。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受宏观经济环境及中美贸易战等各种突发事件的影响,中国经济面临持续下行的压力。为应对经济运行中存在及可能存在的问题,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对宏观经济进行干预,以期减少经济波动,稳定社会局面。与传统经济政策相比,政府为应对各种不确定因素所制定的经济政策通常时效更快,针对性更强,不确定性更多,对经济影响更为隐蔽（李凤羽和杨墨竹,2015）。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作为衡量不确定性的一项重要指标,目前已在学术界获得广泛的应用,近年来学者们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研究也成果颇多,主要集中在其对宏观经济指标及微观经济个体影响,而微观的影响又主要以公司、金融机构为主,对家庭影响的研究有待扩展。家庭不仅是社会生活的参与者,也是宏观经济运行的缩影及微观经济个体活动的重要代表。家庭金融作为近几年金融学研究新兴的分支,对其展开研究不仅可以进一步扩展金融学研究的范畴,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研究的结论有利于对政府、市场和家庭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产生一定的社会效益。家庭资产配置属于家庭金融的研究范围,家庭资产配置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但尚未涉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因素。随着家庭财富规模的扩大及投资渠道的多样化发展,家庭通过资产配置实现资产保值增值的意愿逐渐增强,然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家庭财富的增长,也从不同方面改变了家庭的资产配置结构及数量。家庭资产配置不仅会对居民经济状况产生影响,也会对居民的主观心理产生影响。十九大报告提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合理的家庭资产配置不仅有利于家庭实现家庭资产的保值增值,改善家庭经济状况,而且可以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提升居民生活幸福指数;反之,则有可能会恶化居民的财产状况,进而降低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同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也可以通过其他特定渠道影响居民的幸福感。随着我国从追求经济数量型到质量型增长,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家庭资产配置和居民幸福感的关系不仅有利于对居民的家庭资产配置行为提供参考,提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也有利于社会合理调配资源,高效利用资产,使居民充分享有经济社会进步与财富管理水平提高所带来的益处。根据以上论述,本文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家庭资产配置与居民幸福感纳入一个整体框架进行研究。文章首先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家庭资产配置和幸福感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不仅对现有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凸显了所要研究问题的必要性,同时也为本文研究启发了思路。其次,本文围绕不确定性理论、家庭资产配置理论及幸福悖论展开了讨论,进一步夯实了文章的理论基础,还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家庭资产配置和幸福感相互影响的作用机制进行了分析。再次,本文通过使用实证的方法,分别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家庭资产配置、家庭资产配置与幸福感以及经济政策不确定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在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家庭资产配置的实证分析中,本文分别采用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对CFPS2010-2016年数据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概率、深度、资产结构等进行了考察,为避免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采用滞后期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进行回归;对于家庭资产配置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本采用CFPS、CHFS、CHIP三个独立的微观数据库进行估计,不仅考虑了家庭的各项资产与负债结构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同时也将家庭杠杆水平作为衡量家庭资产配置的重要参数进行回归,使用面板数据及工具变量法进行了Ordered Probit模型进行估计;关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的研究中,本文采用CFPS四期家庭面板数据同时使用多种模型,将家庭资产结构作为资产配置的主要解释变量,不仅考察了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幸福影响的作用机制进行了探索。通过这些研究,本文主要得到以下结论:第一、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项目2010-2016年微观家庭数据,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家庭资产配置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减少了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概率,家庭出于预防性动机会显著降低风险资产在家庭金融资产中的比重。进一步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时,男性居民较女性居民、未婚家庭较已婚家庭、城镇家庭较农村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可能性及金融参与深度呈现出更大程度的下降趋势。此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能够显著增加家庭金融资产、房屋资产、生产经营资产在家庭总资产中的比重,而对于家庭耐用消费品资产而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其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第二、从家庭资产配置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回归结果来看。本文首先利用CFPS2010-2016年家庭面板数据进行基准估计,结果显示,相对于收入来说,家庭资产显著提高了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家庭负债对居民的幸福感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居民的主观幸福感随家庭杠杆水平的上升显著下降,通过CHFS2011-2015年面板及CHIP2013截面家庭数据的回归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具体至家庭资产与负债结构对幸福的影响,就家庭资产而言,相对于收入房屋资产对幸福感影响较小,土地会显著降低居民幸福感,耐用消费品、金融资产、生产经营资产等会提高居民的幸福感;至于家庭负债,家庭拥有房屋负债显著提升了居民的幸福感水平,而拥有金融负债的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房屋及生活负债相对于收入和资产来说都会降低居民的幸福感,汽车等耐用消费品债务则会提高居民幸福感。家庭财产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在家庭总收入中比重的增大对居民幸福感的提升作用依次减弱。与此同时,家庭资产配置还会通过消费渠道和“攀比效应”两种机制影响居民的幸福感。家庭拥有房屋负债通过增加财产性收入提高了居民的幸福感,通过减少经营性收入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房屋负债对于居民幸福感的提升作用;而家庭拥有金融负债对财产性收入影响不大,主要通过增加经营性收入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金融负债对于居民幸福感的抑制作用。第三、对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居民幸福感的关系来说。基于Baker et al.（2016）构建的经济不确定性指数（EPU）及CFPS2010-2016年微观家庭数据,本文不仅研究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居民幸福感的直接影响,还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可通过家庭资产配置与预期的渠道对居民幸福感产生作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显著降低了家庭的幸福感水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背景下,家庭通过提高金融资产在总资产中的比例在一定程度上显著缓解了这种负向冲击,但家庭消费品资产份额的下降及对未来预期水平的降低则明显减少了家庭的幸福感水平;此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房屋资产和生产经营资产结构对家庭幸福感的影响并不显著。根据上述结论,不仅为家庭资产配置有所启示,也为政府宏观调控、市场提供服务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从而进一步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本文主要得到以下政策建议:一是就家庭来说,家庭在进行资产配置时,不仅要关注国家经济政策的变化,但也要根据外部经济环境、自身的财产状况及金融市场的走势理性分析,合理调配家庭各项资产的比例,适度使用杠杆,但也要避免过高杠杆;注重学习各种投资与理财知识,在资产保值增值的同时,提倡适度消费,保持良好的消费习惯,减少盲目消费及购置不动产过度负债,不能一味的进行攀比,应该将更多的资金用于提高家庭生活消费水平及投资经营等方面,使个人的幸福水平能够随着家庭资产结构的改变更多的受益。二是就政府而言,在制定各种经济政策时,应尽量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及稳定性,避免短期频繁的更改经济政策,“朝令夕改”,从而向市场释放出大量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信号”,影响家庭经济主体对自身资产结构数量的调整及未来预期的变化,从而降低家庭的幸福感水平。拓宽居民消费与投资渠道,积极引导家庭用于各种资产配置的有效比例,一方面可以提高国内消费水平为经济内生性增长提供动力,另一方面也可以将社会资源的充分有效利用与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实现有效的融合。三是就市场来讲,在向家庭提供经济服务的同时也应密切关注政府制定的各项经济政策;除了根据经济政策及时调整产业结构和提供更优质的产品与服务外,也应适时向家庭发布这些政策的正确解读,避免家庭因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曲解或误判对自身资产配置行为产生较大的影响,承受一定的经济损失,也会对家庭幸福感产生负面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