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工业革命以来，经济发展所导致的资源匮乏、环境恶化等全球性问题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中国在过去30多年高速经济发展的同时形成了依靠低效率的生产要素投入、过度牺牲环境质量为代价的粗放型发展方式，除了面临着资源匮乏和环境污染问题的威胁，还存在发展动力后劲不足。绿色增长是一种新兴的增长方式，强调“在追求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同时，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利用”。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推行绿色增长政策是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表现，更是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的内在要求。为了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相协调的绿色增长目标，中国相继出台了多项环境规制，但由于规制治污效果不显著使得绿色增长在中国的实践进展缓慢;而且，企业在环境规制的强制和引导下技术创新研发方向不明确，由此引发的导向性技术创新选择问题也是绿色增长寻找新的增长动力要面临的问题。　　本文围绕环境规制对绿色增长的影响，以绿色增长及相关理论为基础，从导向性技术创新的视角重点探讨了环境规制如何通过导向性技术创新影响经济活动和社会福利，这里导向性技术创新的两个技术方向分别为能够提高要素生产效率的偏向生产技术创新方向和能够减少污染排放量、改善环境质量的偏向减排技术创新方向。基于增长理论模型，融合环境质量和非可再生资源作为环境资源要素，在构建了社会福利、经济活动、导向性技术创新和环境规制四个模块的绿色增长理论分析框架基础上，按照环境规制演进的顺序，深入剖析三种类型环境规制工具对绿色增长的影响机理，并就这一过程进行了数理模型测算与仿真分析。可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1)构建了环境规制约束下绿色增长理论模型，设计符合绿色增长均衡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初始条件和均衡条件，并针对相关参数和变量进行仿真分析，旨在考察和量化社会生产、资本分配、导向性技术创新和社会福利四个模块变量、参数及其之间的动态关系。模型结果表明:导向性技术创新中偏向生产的部分是资本“可持续性”增长的根本动力、偏向减排的部分是气候环境“包容性”变化的重要保障;无论偏向生产还是偏向减排的导向性技术创新均存在“技术挤出效应”，但偏向生产的导向性技术创新对实现长期的绿色增长最有利;通过同时逐步控制技术进步和减少技术投资的“创新性变革和内生性繁荣”才是实现长期的绿色增长最优路径。　　(2)建立了政府扶持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增长的影响机理模型。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通过政府扶持力度和环境治理成本在资本积累过程中对技术创新投资收益和资本分配的影响进行剖析，得到的结果说明:尽管棕色资本在资本积累中的生产弹性上存在优越性，但绿色资本才是维持全社会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环境规制的实施能够促进资本分配转向减排技术创新领域，且强度越大越有助于绿色资本利用，而进一步的减排技术创新对绿色增长目标实现具有更有效的推动作用。　　(3)建立了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增长的影响机理模型。以污染控制为前提，通过量化非可再生资源、导向性技术创新、污染排放和环境治理成本等要素，并内生化变量和参数间的动态关系后建立了内生增长模型，求解结果的仿真分析得到:绿色增长关键的动力来源是技术创新，应为其准备资本空间;非可再生资源并非绿色增长必要的动力要素;相比生产技术创新，环境政策的实施中更应重视对减排技术创新的引导。　　(4)建立了市场引导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增长的影响机理模型。通过环境正向外部性将导向性技术创新方向内生化，并引入污染税和减排技术补贴到政府支出的预算约束中，探析市场引导型规制在影响导向性技术创新方向时如何实现绿色增长。模型结果表明:福利最大化与增长最大化不是等同的;污染税是经济增长速度新的驱动力，但其税率的确定十分关键;控制政府转移支付比例，为引导改善环境质量并提高整体技术水平的减排技术投资提供充足后援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