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独生子女步入婚姻和生育高峰期的同时,“不婚”、“晚婚”和“晚育”等现象蔚然成风。基于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本文定量评估了独生属性对其婚育状况的影响,以增进对当前非传统婚育现象的理解。本文首先分析了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婚姻状况、初婚年龄和婚姻满意度上的差异,并且进一步考察其中的传导机制。成年独生子女更可能处于未婚状态,但这主要是他们拥有较高的教育水平和相对收入水平所导致。与此相吻合的,独生子女的初婚年龄也更大。分样本回归分析发现,城镇独生女更可能处于未婚状态,而农村独生子女和城镇独生男更可能处于已婚状态。在婚姻满意度上,独生子女婚姻满意度更低。独生属性对于婚姻满意度的负面效应,大致相当于个人的相对收入由第四档下降为第三档（共5档）。除城镇男性样本外,其余分样本均显示独生子女婚姻满意度更低。随着年龄区间的逐渐后移,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婚姻状况上的差异变小,且逐渐变为独生子女更可能处于已婚状态。初婚年龄的差异变大,婚姻满意度的差异变得不再显著。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生育状况也存在差异。已婚独生子女相比非独生子女更可能处于未生育状态,生育年龄也更大。随着年龄增大,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生育状况上的差异缩小且不再显著,而生育年龄上的差异变得更显著。分样本回归分析发现,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独生子女都更可能处于未生育状态。其中,城镇独生女更可能显著地处于未生育状态,生育年龄也显著更大。本文进一步将观测值的年龄区间缩小至法定初婚年龄保障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回归结果依旧显示,相比起非独生子女,独生子女更可能处于未婚状态,但主要由受教育水平和相对收入驱动。初婚年龄更大,且婚姻满意度更低。生育状况上,独生子女更可能处于未生育状态。相对应的,生育年龄更大。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有二。其一,分析独生属性对婚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较少,且它们都未控制人格特征和认知能力变量。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成长环境不同,形成的个性特征会有差异。本文借鉴李涛和张文韬（2015）的研究成果,构建五个维度共计14个细分的人格特征变量以及认知能力变量,进而力求进一步科学地得出结论。其二,已有文献较多关注城镇独生子女,相比“独生子女”政策下出生的城镇独生子女,农村独生子女更多是育龄父母的自主选择。我国特色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得他们在成长环境上存在差异,有必要对农村独生子女展开细致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