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丝绸之路充满着冒险色彩,极具吸引力。自日本近代以来,不仅是创作丝绸之路作品的文艺家,普通的民众也对丝绸之路极其向往。其中,敦煌这一丝绸之路上的绿洲重镇引起了日本人极大的兴趣,不少日本人前往敦煌旅行。因此可以说敦煌是日本人丝绸之路情结的焦点,而探究这一情结的起点以及敦煌情结的表现与本质就成为了撰写本论文的契机。本论文采用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的研究方法,改变以往以作品论为主的《敦煌物语》研究,力求研究领域的拓展与视角的深化。即在丝绸之路视阈下,立足于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综合运用东方学与跨文化形象学的方法论,进行文学文本之间、史学文本与文学文本之间以及文学文本与日本近代整体文化话语体系之间三个层面的比较,全面系统地考察《敦煌物语》中的“敦煌形象”“日本形象”与“他者形象”。不仅探究日本近代敦煌认知的变迁,也在丝绸之路视阈下考察近代日本主体性建构的形态与方法。本论文有利于推进松冈让易被忽略的代表作《敦煌物语》的研究,同时在丝绸之路视阈下,通过对《敦煌物语》这一日本近代主体性建构起点的考察,也有利于促进日本丝绸之路文学研究的发展。另外,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的时代背景下,也需要了解他者的丝绸之路认知,因而对《敦煌物语》的考察,就成为其中的一环,从而为“一带一路”战略提供参考与借鉴。本论文主要有五章,各章主要内容及结论如下。序章主要介绍了本论文的研究动机、先行研究、研究目的与意义、以及研究内容与方法等。第一章聚焦《敦煌物语》中的“敦煌”形象,在语言外部的社会实践（时代背景与作者的经历）与语言内部的建构两个层面,比较研究《敦煌物语》与井上靖的《敦煌》两部作品。从本体论来看,《敦煌物语》中的“敦煌”呈现出“狭小但却丰富,因而也是文化古战场”的形象特征。从认识论来看,《敦煌物语》中的“敦煌”又呈现出战时“善”“恶”二元对立的价值观。从整体来看,与《敦煌》中“浪漫敦煌”不同,《敦煌物语》中的“敦煌”是实证的知识性所支撑的历史“敦煌”。这一近代日本文学中最初的敦煌形象,与战后井上靖的《敦煌》一道,极大地影响了近代日本的“敦煌”认知,并不断塑造与重构近代日本的“敦煌”认知。第二章通过对文学文本《敦煌物语》与历史文本长泽和俊的《丝绸之路探险》的比较研究,考察日本大谷探险队的史实人物橘瑞超与虚构人物立花,在史实与虚构的差异中探究《敦煌物语》中的日本形象。《敦煌物语》中的日本形象由自我形象与对外形象两部分构成。通过橘瑞超与立花的比较研究,可见出勇敢而新兴的日本自我形象,而日本的对外形象则是守护亚洲、与西方竞争对抗的亚洲领导者的形象。这些日本形象,一直存在于《敦煌物语》的三个版本中,其中虽然经历了二战,但却贯穿于日本近代化的整个过程。第三章,通过比较研究分别于二战中和二战后创作的三个版本的《敦煌物语》,探究小说中的“中国”与“西方”这两个之于日本而言的他者形象的建构变化。其中,中国形象因受到敦煌热潮、中日关系的改善以及大众社会发展等因素的影响,由丑恶愚昧的负面形象转变为正面的中国形象。西方形象则由于战争等因素,由文明绅士的国家形象转变为日本在中亚的竞争对手形象。同时,小说中也呈现出作为日本的样板与恩人的西方形象,从而使得小说中的西方形象具有了内在的复杂性。终章归纳了本论文的结论。松冈让的《敦煌物语》作为日本近代文学中第一部敦煌题材作品,其中建构的“敦煌”“日本”以及作为他者的“中国”“西方”,深刻影响着日本人的丝路认知的同时,更成为了日本近代文化主体性建构的一部分。本论文对敦煌形象与日本形象进行横向的静态考察,旨在揭示不受时代变迁影响的日本近代化过程中的不变要素。与此相对,通过对“中国”与“西方”的他者形象的纵向考察,厘清日本近代化的变迁过程。可以说,横向的稳定性与纵向的流变性共同构成了近代日本发展史的根本特征。换言之,面对在原有华夷秩序崩溃下而逐渐衰弱的中国,近代日本试图向大陆扩张,进而成为亚洲的中心、亚洲的领导者,并与西方对抗竞争,这是“近代日本”的不变性;同时,以战争为界限,日本在对华与对西方关系中出现了不同的策略性变化。这一近代日本的发展路径,起源于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伴随着丝绸之路认知以及主体性的建构,一直延续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