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语言礼貌研究经历了从“第一波”到“第二波”的范式转变。前者探讨语言礼貌的形式、原则和策略,在宏观上把握语言礼貌的表现;后者则关注交际参与者对礼貌的评价与理解,在微观上讨论具体语境中对礼貌的个体解读。在此背景下,本研究关注礼貌标记语的历时发展,探究原本在具体语境中出现的个体礼貌用法如何规约成为默认的语言礼貌形式,试图平衡和突破既有的两种研究范式。与此同时,语用化研究的兴起为礼貌标记语的历时探究提供了可能,但是,既有研究并未在语用化理论的框架内充分描述礼貌标记语的形成;此外,语用化理论注重过程的描写,缺乏对动因的解释。基于此,本研究融合语用化理论和顺应论,描写英语礼貌标记语的历时变化,重现英语礼貌标记语的语用化路径,并揭示英语礼貌标记语的语用化动因。本研究依托中古英语语料库、近代早期英语语料库、18世纪英语语料库和美国英语历时语料库,并参考《牛津词典》、《词源词典》中的说明,对三组英语礼貌标记语进行详细的案例分析。第一组是对请求具有缓和功能的词汇please和pray;第二组是致歉类短语或小句excuse/pardon me和I am sorry;第三组是含有情态动词的请求类小句canyou和willyou。这三组案例的选取基于三个原因:首先,请求和道歉是典型的面子威胁行为,而这三组则是请求和道歉中公认的最具代表性的礼貌标记语。其次,三组礼貌标记语在形式上分别代表词汇、短语、小句三个层面,因而可以在句法上涵盖所有的礼貌标记语。最后,三组礼貌标记语在功能上也略有不同:pray和please代表积极礼貌形式的消失和消极礼貌形式的兴起;excuse/pardon me和I am sorry代表积极礼貌形式和消极礼貌形式并存;canyou和will you则代表两种消极礼貌形式的共存。本研究采取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方法,考察三组礼貌标记语在各个历史时期中句法、语义-语用、语境以及频率方面的变化。在此基础上,与它们在当代英语中的用法进行比较,归纳它们的语用化路径。最后,结合社会历史背景和语言规则,探讨它们的语用化动因。本研究共有以下三个发现:首先,通过对礼貌标记语的历时考察,本研究发现从中古英语到19世纪,三组礼貌标记语在句法、语义-语用、语境以及频率上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呈现出不同程度和方向的语用化。它们在句法上从句内发展到句外,能够在句中自由移动;语义内涵逐渐模糊,语用功能逐渐增强;可使用的语境也逐步扩大,这些都符合语用化的发展特征。此外,三组礼貌标记语的语用化程度各有不同。与pray不同,please已经高度语用化成为缓和请求语气的形式,而pray在当代英语中已经失去了这一功能;I am sorry在句法上可缩短为sorry,频率较高,可使用的语境范围较广,因而其语用化程度高于excuse/pardon me;can you和willyou在使用语境上互补,然而will you的使用频率较高,在句法上更为自由,可以出现于句尾,因而其语用化程度高于can you。其次,通过重现三组英语礼貌标记语的发展历程,本研究发现它们的语用化呈现三种变化路径。从形式上看,pray和please的发展路径是自礼貌插入语I pray you,if it pleaseyou至礼貌标记语的路线;excuse/pardon me和I am sorry的发展路径是自主句从句excuse/pardon me that,Iam sorry that至礼貌标记语的路线;can you和will you的发展路径则是自情态疑问句Can you...?,Will yow...?至礼貌标记语的路线。从功能上看,pray和please的发展路径是排他型的,please最终取代pray;excusdoe/parn me和I am sorry的发展路径是竞争型的,两者并存但后者呈现涵盖前者的趋势;can you和will you的发展路径则是互补型的,两者共存并根据语境的需要作为礼貌标记语使用。最后,通过探究英语礼貌标记语的语用化动因,本研究发现英语礼貌标记语的语用化是由语言使用者对语言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的双重顺应驱动的。就语言外部而言,18至19世纪发展兴起的宗教世俗化、宗教多元化、新教思想、启蒙思想、个人主义、社会平等以及地理流动性增强等各个因素结合在一起,共同创造了现代西方社会的消极礼貌文化;语言使用者对这些外部因素的顺应从根本上促使了英语礼貌标记语在功能上呈现出排他、竞争、互补三种类型。就语言内部而言,英语礼貌标记语的发展历程反映了语言使用者顺应了重新分析、语用推理、主观性、语义模糊、时态、语气、纵聚合的相似性或差异性等因素,使得语言结构得以语用化并在形式上呈现三种路径。可以说,在语言外部因素的宏观调控下,语言内部因素重新选择和整合,推动相关表达式最终语用化为礼貌标记语。本研究围绕英语礼貌标记语的语用化开展讨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方法意义和实践意义。第一,本研究对英语礼貌标记语的历时描写拓展了语言礼貌研究的视野。对语言礼貌的关注不再局限于共时层面,而是延伸至历时层面的比较。同时,通过还原礼貌标记语从偶然的个体的用法到规约化的默认的用法,本研究突破了既有的研究范式,代表了礼貌研究新的发展方向。其次,本研究将礼貌标记语置于语用化的视阈下考察,丰富了语用化理论的内涵。之前的语用化研究主要围绕认知副词和联系副词展开,缺乏对礼貌标记语的关注。本研究发现,不管是小句、词汇、还是短语,英语礼貌标记语的历时变迁都符合语用化的发展特征,因此语用化的概念可以用来描述英语礼貌标记语的演变过程。同时,本研究将程度纳入语用化的定义,并概括语用化的发展路径和动因,深化了语用化的理论研究。第三,本研究对语用化动因的探究证实了顺应论在历时层面的解释力。顺应论(Verschueren,1999)认为语言使用者根据语言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的需要不断选择语言手段以达到交际意图,通常用于解释即时的交际过程。而本研究发现语言的历时演变同样是语言使用者对语言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的不断顺应。语言的外部因素从宏观上决定了语言功能的泛化和规约化,而语言内部因素则在微观上决定了语言结构的创新。第四,在方法上,本研究对多组和多类型的英语礼貌标记语进行比较,有利于从整体上把握英语礼貌标记语的语用化。前人对英语礼貌标记语的历时考察侧重于个案研究,因而所得的结论不具有可比性。本研究通过比较三组不同类型但具代表性的英语礼貌标记语在历时变化中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归纳出语用化的路径与动因,因而可以揭示其语用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最后,在实践上,本研究对多个英语礼貌标记语的考察,不仅丰富了对这些礼貌标记语的认识,而且为词典编纂中相关词汇的处理提供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