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我国将认罪认罚从宽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为一项制度,在该制度中控辩双方通过协商提出量刑建议并被法官采纳成为关键,因此,在法律规范中明确了量刑建议的效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推行初期,检察官提出的量刑建议依旧存在较大幅度并且这类量刑建议法官一般都会采纳,之后检察系统开展了量刑建议精准化改革,此项改革使量刑建议对法官形成了较大的约束力,量刑建议权与审判权之间出现了矛盾。但是量刑建议精准化是以“确定刑为主,幅度刑为辅”,且在法律规范中保留了法官对量刑建议的审查权。另外,量刑建议精准化的确可以更加充分表达控辩双方在协商过程中对量刑的意见,也可以更加贴合被追诉人的心理预期,对深入推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具有重大意义。只是由于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不久,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量刑建议精准化的运行基础存在很大问题,因此,有必要对量刑建议精准化运行基础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并且找到相关的解决之策。本文第一章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量刑建议精准化进行理论概述。主要分为以下三个部分:第一节介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量刑建议精准化的含义,主要包括量刑建议精准化的概念、以及特点,第二节阐述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量刑建议精准化的效力,主要从法律规范中的效力与实践中产生的效力两方面进行介绍,第三节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量刑建议精准化的价值进行论述。本文第二章对域外的认罪协商程序中的量刑建议精准化进行考察。该章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节论述了英美法系中关于量刑建议精准化的内容,具体而言,以英国与美国为代表,主要从检方不断扩大的自由裁量权使得辩诉交易有了生存的空间以及检方不断扩大的自由裁量权对法官在哪些方面产生了约束力进行论述。第二节主要以大陆法系国家为考察对象,以法国与德国为代表考察了法国的检察官在认罪协商中拥有的自由裁量权,以及提出量刑建议精准化对法官是否具有效力。第三节主要阐述域外认罪协商中量刑建议精准化对我国的启示。本文第三章对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量刑建议精准化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考量。第一节对量刑建议的协商过程进行探究,分别以辩护律师、值班律师、被追诉人、检察官为主体,对相关制度进行剖析。首先,由于检察官机关对辩护律师参与量刑协商采取排斥态度,导致辩护律师在量刑协商中基本不具有协商空间。另外,值班律师具有应急性功能且经济待遇低导致法律服务缺乏连贯性,出现“站台效应”。其次,被告人缺乏对证据信息的知情,导致无法对律师的工作进行监督,也无法与控方进行平等对话。最后,检察机关受对抗式诉讼模式的影响以及诉讼效率的压力,出现了消极履行法律义务的现象。第二节对量刑建议精准化的提出过程进行探究。分别从量刑指南粗疏、案件流经程序繁杂、检察官量刑能力以及量刑建议缺乏说理几个角度,论证检察官提出的量刑建议缺乏精准度。本文第四章在第三章的基础上对量刑建议精准化中存在问题提出完善措施。第一节主要论述了如何建立平等协商制度。首先,从检察机关为辩护律师提供协商平台着手,在这个过程还应当为辩护律师是否能够参与协商提供救济途径,同时扩大辩护律师对影响被追诉人量刑的情节的信息收集范围。其次,从值班律师角度进行论述,值班律师的帮助之所以流于形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值班律师的应急功能,但是此项功能也是值班律师最大的优势,因此,有必要从弥补值班律师应急功能的缺陷与发挥应急功能最大价值两个角度,增强值班律师的有效参与。另外,从建立值班律师法律帮助无效审查标准角度,对值班律师的工作进行监督。其次,从证据开示的内容、范围以及时间方面阐述了如何建立证据开示制度。最后,从加强对检察官量刑工作监督以及采用电脑辅助量刑的角度,改变检察官量刑思维模式,提高量刑能力。第二节主要从完善量刑程序的角度提高量刑建议的精准化。主要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论证:一、制定统一的量刑指南;二、简化案件流转程序;三、完善量刑建议形成机制;四、加强对量刑建议的监督。希望能从量刑协商到量刑建议的提出过程进行不断的优化,进而提出符合精准化要求的量刑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