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改革的不断深化,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处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疫情来临时,我国的民营企业在抗击疫情中有着不俗的表现,为我国率先实现经济增长由负转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企业的良好发展离不开领导人的正确决策与持续的研发创新,研究表明,企业的研发投入会受到决策者个人特质与认知的偏差影响,同时也会受到内外部环境的制约。CEO作为企业的决策制定者,其做出的创新决策关乎企业当前的利益获得与未来在市场中的竞争力,当前市场上的CEO都或多或少的存在一定的自恋程度,这将对企业创新决策产生影响。同时,CEO自恋程度的发挥一方面受到个人层面特征如学历、年龄等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到来自外部环境如董事会治理的制约。然而我们发现,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大都集中于研究CEO自恋对创新的直接效应,或是加入其他调节变量如企业所有权性质,但较少关注CEO个人特征与董事会治理因素对CEO自恋与创新投入关系的影响。因此,本文将CEO个人特征与董事会治理这两种因素作为个人和治理两个层面的调节因素,探讨CEO自恋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基于高阶梯队理论与委托代理理论等,“自恋”作为CEO的基本人格特征将会影响企业创新决策,CEO自恋行为的后果受自身固有特征和董事会治理环境的影响。本文以2010-2019年沪深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引入CEO个人特征和董事会治理因素作为调节变量,探讨在该调节效应下,CEO自恋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CEO自恋对企业创新投入有较为显著的积极效应;（2）CEO的年龄负向调节了CEO的自恋与企业创新投资之间的关系,即CEO年龄越大,CEO自恋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正面影响越弱;（3）CEO的学历正向调节了CEO自恋与企业创新投资之间的关系,即CEO学历越高,CEO自恋对企业创新投入的积极影响越显著。（4）CEO董事会两职合一时,CEO自恋对创新投入的正效应将会增强;（5）提高独立董事比例,将抑制CEO自恋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正效应;（6）增加董事会规模,将放大CEO自恋对创新投入的正效应。本文的贡献在于:（1）将CEO自恋的心理特征与CEO个人特征相结合,拓展了关于CEO自恋的研究广度,为有关CEO自恋的研究提供重要的理论补充,有助于企业更好地选聘高管。同时,将董事会治理因素纳入CEO自恋的研究框架中,丰富了有关CEO自恋对创新投入的作用机制框架,有助于企业更好的平衡董事会与CEO的关系,让二者相互补充为企业创造更大的优势。（2）本文丰富了CEO自恋行为显现条件和后果以及创新领域的文献,并从心理层面拓展了高阶梯队理论中CEO与董事会互动关系的研究,对于多元解释CEO自恋以及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机制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