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上海文坛呈现出全面繁荣的景象，尤其是通俗文学。这种繁荣与其全面走向市场、充分开展商业运作的选择密不可分。至30年代，通俗文学的商业运作行为依托报馆、书局以及电影公司等媒介全面展开，在大报上展现得最为充分。全面了解、分析文学/文化商业运作的全过程，不仅可以厘清一些模糊的史实，而且对于拓展通俗文学/文化研究领域、确立评价标准以及重新审视历史现场以及文学史中的既有结论，都具有实证价值。　　 本文选取20世纪30年代上海发行量最大的商业报纸《新闻报》的副刊《快活林》(1932年后改名为《新园林》)、《本埠附刊》、《茶话》、《艺海》为研究对象，围绕这几个副刊在1928年到1937年之间的文学活动以及文学/文化形态，以田野调查、整体研究为手段，抓住各个副刊的特点，关注几个副刊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展开对文学尤其是通俗文学/文化商业运作行为及其文学史意义的思考。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发现，这几个副刊之间实际上各有侧重，《快活林》(《新园林》)倾向于为通俗文学作家提供发表平台，而《本埠附刊》和《茶话》主要倾向于发表读者的文字，《艺海》关注于商业电影，这就使本课题可以思考在商业运作行为中作家、编辑、读者之间的作用机制以及报纸与电影之间跨媒体商业运作行为如何展开。　　 绪论部分概述了之前关于文学生产与文学消费相关问题以及《新闻报》的研究成果，并提出了论文的核心问题、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顺着这一思路，本论文分为四章予以具体探讨：　　 第一章对《新闻报》副刊(1928-1937)进行了系统梳理，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严独鹤的副刊编辑理念及《快活林》/《新园林》的定位及属性，梳理了《新闻报》副刊《快活林》及《新园林》各自的特点，由于多重因素的影响，二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们恰恰勾勒出了通俗文学在20世纪30年代的流变轨迹。二是严谔声的副刊编辑理念、文艺观及《本埠附刊》、《茶话》的定位及属性。《本埠附刊》自1929年向文艺副刊转型，主要发表读者的文字，开始主要面向妇女和儿童，目的是“为大众，有益大众”。至1932年，在此基础上又辟《茶话》，呈现出新旧间杂的社会万象。三是《艺海》下移及其时代意义。《艺海》创刊之初为“引起民众对于艺术之兴趣”而设，然而至1932年复刊，则完全变成了商业性电影副刊。商业性电影副刊尽管为了广告而很少有批评，但从商业角度出发的影评，也摆脱了意识形态的压力，从电影本身出发，这些影评，在左翼席卷上海的20世纪30年代，是较少受到意识形态干扰的作品。今天看来，似乎更有穿越时空的力量。　　 第二章以《啼笑因缘》为个案，讨论了通俗文学作品的商业运作行为。《啼笑因缘》在《新闻报》上的商业运作行为非常典型，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轰动效应。基于这样一种考量，本论文以《啼笑因缘》为个案，探讨了如下三方面问题：1.多声部共同发声是《啼笑因缘》轰动的原因。《啼笑因缘》一部作品中，含有编者、作者、读者共同的声音，三方都在连载过程中参与了创作。2.被湮没的两次《啼笑因缘》版权纠纷。《啼笑因缘》的版权交涉，其实不仅仅只有电影摄制权之争，从报纸连载到出版单行本，就已经涉及版权之争，由于处理的方式不同，最后导致了不同的结果。3.副刊连载小说和小报连载小说之间的差异。二者外表看来非常相似，但是从商业运作的角度梳理发现，它们之间在相似的外表之下，存在着非常大的内涵差异。以《啼笑因缘》和《亭子间嫂嫂》比较为例：《啼笑因缘》的轰动是有准备的，《亭子间嫂嫂》的轰动完全是周天籁一支笔为之，偶然性非常强；《啼笑因缘》构思了非常长的时间，经过了艺术的加工和处理，而《亭子间嫂嫂》则几乎完全写实。《啼笑因缘》经过了报纸的充分运作，《亭子间嫂嫂》几乎看不到读者与编者、作者对话的痕迹。《亭子间嫂嫂》所作的“续”是因为周天籁感觉还有未说完的话，而《啼笑因缘》的“续”是张恨水迫于出版商压力而作。因此，与读者见面后，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结果。　　 第三章关注商业运作视角下的新文学呈现，同时关注读者在通俗文学转型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以及反思雅俗关系问题。经过对副刊读者的考察我们发现，读者充当了通俗文学与新文学之间沟通的媒介。也就是说，通俗文学转型的直接原因在于读者。读者对于新文学的阅读接受在《本埠附刊》、《茶话》中多有呈现，为我们展示了现代文学史建构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维--读者--的贡献和力量。同时，部分新文学作家如曹聚仁、陈子展以及周楞伽等人都在《茶话》上有作品连载，在认同了《茶话》的刊物风格的同时，关注到了副刊的特色，并对之予以适度让步，曹聚仁在《茶话》上从《啁啾杂笔》到《东山随笔》的连载，就体现出了这种特征。　　 第四章从商业运作的视角关注了电影，重点关注在电影领域中，新旧、雅俗之间差异性背后同一性的呈现。从三个方面展开：1.分析了《火烧红莲寺》轰动的外部原因。《火烧红莲寺》除去制作过程中如剧本、演员、服装、道具、场景、技术等各个环节的原因，上海电影业的大环境以及明星公司已有的条件、导演张石川本人对电影的功能和商品属性的认识及实践、明星公司的推广策略，都使《火烧红莲寺》的成功成为必然。2.梳理了《啼笑因缘》电影、戏剧改编权及公演权纠纷。电影版权问题是商业运作行为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但这次明星公司的版权问题却是不得已而为之，并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与《火烧红莲寺》不同，《啼笑因缘》恰恰成了明星公司走向低谷的失败个案。其中电影、戏剧改编权及公演权纠纷是一个主要原因。实际上这次官司的始作俑者是荣记广东大戏院，而大华电影社只是半路杀出的“程咬金”，却有取主角而代之的气势，这次官司虽然在客观上起到了广告效应，但是从中获利的，却是大华电影社。3.左翼电影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30年代一展芳华，除去时代原因之外，与商业电影运作模式紧密结合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左翼的内容与商业电影运作模式的结合，达到了一种双赢，它既帮助明星公司成功摆脱经济上的困境，也在无意中达成了左翼电影人的初衷--“左翼”真正走进了民众。三部电影，诞生于不同的时代，题材上有巨大的差异，但是商业行为却是一以贯之。由此可见，在文化产业中，商业运作行为是一把双刃剑，既适用于通俗文化，也适用于新文化；既可以带来成功，也会带来失败。并不能用它来作为评价新旧、进步与落后的标准，而是应该在承认它的现代性价值及在现代文学/文化活动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同时，审时度势，恰到好处地加以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