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木蕻良是东北作家群中成果最丰厚的作家，本文依据知人论世的原则，研究其家世经历对创作个性的影响。并结合创作历程，在细读作品的基础上，总结其文学成就，概括其在现代文学史上的价值。　　 端木蕻良诞生在辽阔的科尔沁旗草原，他自幼感染着自然的壮阔和神秘，草原使端木感受到“一种力量，也使我有一种悲伤”，“重添了一层辽阔”的同时，也传染给了他“忧郁和孤独”。作为大地主少爷强抢雇农女儿为妾而生的后代，母亲被掠夺的身世在更多地传染给端木哀怨和忧郁的同时，也培植出“先天的憎、爱”，并且逐渐生长为阶级“憎恨”的激烈反抗精神。他更多地从父系一族“遗传”着草原开拓者剽悍不驯的品质，热烈奔放的豪气，但豪族富户舒适的生活、浓烈的书香又滋养出他儒雅细腻的性情，而且幼年的端木亲身经历了家道的衰落，父亲的早亡，更强化了他性格中敏感忧郁的一面。雄阔的科尔沁旗草原在端木心中构建了最初的世界图式，独特的家世、身世，不仅培育了他天才文学家的个性气质，也呈现给作家一幅关系复杂的社会构图，家乡的草原成为他取之不尽的文学素材的天然富矿。　　 缘于家境富裕和父母的开明，端木是东北作家中受教育程度最高、文学修养最好的人之一，少有地从国民小学一直读进清华大学的校门。而且学龄前就开始学写旧体诗，还在上小学时，就能背诵《古文观止》和《唐诗三百首》。端木从少年时代就广泛地阅读新文学和外国名著，并开始模仿写作。感染他最深的作家是鲁迅和托尔斯泰，而“为人生而艺术”的理论，则影响了整个一生。他的英语程度也很好，在南开中学时就能阅读英文原版的杂志。良好的教育和丰富的文学修养为其从事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端木蕻良在解放前的创作可分为三个时期，即创作《科尔沁旗草原》的文学起步期和以1942年萧红逝世为界划分的创作前期和后期。　　 《科尔沁旗草原》是端木的处女作也是代表作，端木艺术独特性的一切要素都几乎在这里集中体现，并在以后的创作中得以发酵成长，而其最大的成就在于为现代文学贡献了两个卓越的文学形象：“大地”自然意象和“丁宁”人物形象。虽然《科尔沁旗草原》未能为端木带来应得的时誉，然而这部作者21岁时创作的处女作仍普遍被今天的评论家们认为是其代表作，并常常与同一时期茅盾的《子夜》等大家的巨著相比较。　　 《科尔沁旗草原》是具有一定自传性的长篇巨作，它以草原首富丁家的兴衰为主线，描写了“九·一八”事变前大草原二百余年的历史，表现出封建制度和地主阶级在国内外诸种矛盾挤压下无可挽回的衰亡命运，农民不甘悲苦命运的奋起斗争，伴奏着对雄阔草原生命力的热情呼唤。端木采取了传统的全知视角的“讲述”方式，以便于展现广阔的社会生活画卷，透视和剖析人物的内心世界，而以自己家族为“底子”的家族小说形式又决定端木选择“丁宁”做视角人物，成为方便作者观察体验周边世界的“眼睛”，展示自我心灵的“窗口”。　　 丁宁接受了新式教育，受到现代先进思想的洗礼，西方启蒙主义、人道主义、改良主义、利己主义、虚无主义、感伤主义、尼采的超人哲学都在他头脑中留上了很深的印痕。他有改变现实社会的要求，有造就新人的愿望。他要激活家族走向衰亡了的生命活力，塑造完美的草原人生形式。耽于沉思的精神痛苦是丁宁形象的特征，端木蕻良用大量的繁复的心理独白来表现丁宁复杂的精神状态，丁宁在大段的独白中表达新的社会理想，设计草原新的社会图景，感慨家族和草原今日的衰微，表达一种贵族的忏悔和对农民的同情和哀伤，更多的是理想碰壁后的感伤、动摇、犹豫、和自我否定。这种精神痛苦是巨大而沉重的，然而又是新鲜和丰富的，因为他是生长在先进文化上的理想之花的果实，这种痛苦来源于拯救草原改造旧世界的愿望，来源于建立健康和谐新型社会的理想。端木以内心独白的方式将进步知识分子这种巨大而沉重的，新鲜又丰富的精神苦旅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他再次重演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离去-归来-离去”身心流亡的旅程，他们丰富的精神痛苦成为贯穿文本的情感基调。　　 纵观端木三十年代的创作，可以说是《科尔沁旗草原》多重主题的延伸和拓展，其一描绘芸芸众生的百哀图，反映农民与地主之间斗争的“憎恨”主题在其中得以延伸与强化。其二，“土地”与“地之子”主题，如果说在端木的创作中有一个贯彻始终的形象，那就是土地。“土地”不仅是人物赖以活动的自然环境，借以依托的物质世界，而且它本身常常作为一个独立的诗意的对象进入了小说的艺术世界。这一点在《大地的海》中表现得最为集中、最为明显。在《科尔沁旗草原》初露端倪的“大地”意象在《大地的海》中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并被赋予了表现人与大地本体性关系的哲学意味，海一般壮阔的大地，不仅是一道独异的风景，而且他和人物——大地之子一起，成为小说中的“主人公”。“大地的海”成为现代文学最著名的自然意象之一，也成为端木风景描写高手的标签，后来更使之赢得大地之子的美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确难以找到如此一般，将大地作为独立的对象给予这样热情礼赞的小说。也少有哪位作家像端木蕻良有如此深沉而持久的土地情结，他的人生感兴和创作灵感，他的艺术风格和审美方式，几乎都与土地丝丝相关。终其一生，他无愧于“土地与人的行吟诗人”的美誉。“土地”意象在《大江》中则扩展为流淌着长江黄河的全中华国土。而由《科尔沁旗草原》的大山到《大地的海》的来头，再到《大江》的铁岭，“地之子”在保卫大地的抗日战争中逐渐丰满成熟。其三，保卫大地的抗日主题也成为端木这一时期的激昂旋律。他先是以东北浑河的激流，西北遥远的风砂，发出抗日的先声，抗日高潮到来时，又写作了多篇短兵相接的作品，尤其是黄河边不屈的老艄公，大江边钢铁的战士，更奏响出民族保卫战的黄钟大吕。其四，讽刺丑陋行径，反思民族宿疾的作品。既有对都市小资产阶级的轻嘲，更有对腐朽上层的热讽，对奴性文化及投降派的鞭挞。　　 1942年萧红在香港沦陷的战乱中病逝，内外压力使苦闷的作家创作产生明显变化，其小说可以概括为两类文本，一是自我的反思与悲情的宣泄，集中在童年回忆与神话传奇题材的小说中。而在另一类现实题材的小说中，则表现出客观冷漠的笔调，呈现出现实题材无豪情，追忆题材泄悲情的迥然于前期的创作风貌。与“向内转”创作风貌相应的是叙述视点的变化，这一时期的小说较多的使用第一人称内视角限知叙事。　　 端木蕻良还是现代文学最具实验性的作家之一，用“电影底片的剪接方法”组织小说的结构，抒情化叙事，粗犷与温馨两种风格的交织杂糅，兼采众长又不失地方特色的语言构成端木小说艺术形式上的美学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