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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总量不断上升,城镇化发展迅速推进。然而粗放式的城镇化发展模式虽然加快了经济发展进程,但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加剧都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解决环境问题,促进经济绿色健康发展至关重要。近年来,学者们构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标,将环境因素引入评价指标体系中,以更全面的评价绿色发展水平。技术创新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过程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城市的集聚效应及交易效率的提高等有利于技术创新的产生及扩散。已有研究验证了城镇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但两者之间的作用机理及影响途径尚未有明确的结论,本文认为城镇化可以通过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同时,环境规制作为治理环境污染的重要工具,可能对城镇化、技术创新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产生调节效应。
基于此,本文选取2000-2015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包含香港、澳门、台湾和西藏)的面板数据运用广义矩阵估计法对城镇化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进行研究,并引入技术创新作为中介变量,以环境规制为调节变量,结合现有文献,构建理论模型,验证城镇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主效应,技术创新在两者之间的中介效应及环境规制对城镇化、技术创新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效应的调节效应,深入分析城镇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借鉴温忠麟、叶宝娟(2014)的中介效应检验流程、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并根据实证回归结果,得出本文结论:(1)城镇化不利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即城镇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抑制作用。(2)技术创新在城镇化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中介效应,而且是部分中介。具体来说,在城镇化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中加入中介变量技术创新后,城镇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减弱。(3)环境规制正向调节技术创新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并在城镇化、技术创新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调节效应。进一步通过Bootstrapping方法检验不同调节效应下的中介效应,发现环境规制在低水平上和高水平上对城镇化通过技术创新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间接效应产生调节效应。最后,结合实证检验结果,为推动城镇化发展,提高技术创新水平和加强环境规制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基于此,本文选取2000-2015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包含香港、澳门、台湾和西藏)的面板数据运用广义矩阵估计法对城镇化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进行研究,并引入技术创新作为中介变量,以环境规制为调节变量,结合现有文献,构建理论模型,验证城镇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主效应,技术创新在两者之间的中介效应及环境规制对城镇化、技术创新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效应的调节效应,深入分析城镇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借鉴温忠麟、叶宝娟(2014)的中介效应检验流程、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并根据实证回归结果,得出本文结论:(1)城镇化不利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即城镇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抑制作用。(2)技术创新在城镇化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中介效应,而且是部分中介。具体来说,在城镇化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中加入中介变量技术创新后,城镇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减弱。(3)环境规制正向调节技术创新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并在城镇化、技术创新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调节效应。进一步通过Bootstrapping方法检验不同调节效应下的中介效应,发现环境规制在低水平上和高水平上对城镇化通过技术创新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间接效应产生调节效应。最后,结合实证检验结果,为推动城镇化发展,提高技术创新水平和加强环境规制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