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与陈若曦是当代汉语小说写作的重要作家。作为台湾大学外文系的同班同学，他们一起参与创办了在当代台湾文坛乃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现代文学”社。与“现代文学”社的另外两位基本成员王文兴与欧阳子相比，白先勇与陈若曦的小说创作展现了至为丰富的社会历史场景与日常生活画面，他们作品中的人与事亦与整个中国现代史的许多重大事件休戚相关。自先勇自不必说，他的《台北人》向来有“民国史”之称，《台北人》的故事发生背景从辛亥、五四，一直迄于抗战、内战。陈若曦的《尹县长》虽号称“文革文学”，其中许多作品的故事时间却都延伸到了解放之前。其实，无论是白先勇还是陈若曦，共产党开始主政大陆与国民党最后迁徙台湾的一九四九年在其小说叙述中都是一个重要时刻。只不过，在白先勇的叙述中，一九四九年以后，依然是民国风月，而在陈若曦的小说中，已不免换了人间，对于同一历史时间不同的叙述法可谓构成了白先勇与陈若曦小说对照中最为触目的一道景观，两位小说家也以此建构了各自“最后的贵族”与“最后的左派”的文学史形象。白先勇与陈若曦小说创作之间复杂的离合关系无疑并不仅仅关乎两人，而是对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传统、中国现代文学谱系以及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和二十世纪世界思想文化思潮的呼应与见证。“最后的贵族”与“最后的左派”，以他们坚实有力富有个性的小说创作刻画了二十世纪中国思想文化运行的轨迹，亦为正处在转型期的中国思想文化界提供了足够丰富的启示。　　 论文正文共分四个部分：第一章——台大岁月，论述白先勇陈若曦早期的小说创作。白先勇与陈若曦的小说创作一起起步于在台大外文系读书期间，在此期间一起创办“现代文学”社更是两人整个小说创作生涯中至关重要的步骤。台大时期的小说创作构成了白先勇陈若曦小说创作的早期阶段，正可以称之为两位小说家小说创作的“发生期”。本章分为两个部分：白先勇陈若曦早期小说创作的前“现代文学”阶段与白先勇陈若曦早期小说创作的“现代文学”阶段。白先勇与陈若曦在入读台大外文系以后创建“现代文学”社之前已经各自发表了具有习作性质的小说作品，这些作品虽然在主题立意与创作技法上都远未达到成熟的程度，却仍为两人一生的小说创作建立了某种基调。白先勇在这个阶段发表的《金大奶奶》、《我们看菊花去》与《闷雷》三篇小说所展示出的中国传统文学的气质格调以及主人公甚少直接出场或者根本就不出场，而是被裹挟在非主人公的各式讲述之中，在他者的讲述中得以将其命运轨迹呈示出来的叙述之法在其以后的小说创作中被一再呈现，成为认取白先勇小说创作的重要标识。这个时期的陈若曦则以弥漫着维多利亚之风的《钦之舅舅》与闪现着启蒙主题的《灰眼黑猫》等小说创作第一次标明了其与中国现代小说写作特别是左翼文学传统的血脉关联。白先勇与陈若曦在他们小说创作的前“现文”阶段不约而同地在征引传统文学经验(白先勇是中国文学传统，陈若曦是西方近现代文学传统)，启用童年与少年生活经验(白先勇是贵族生活经验，陈若曦是乡村生活经验)与重写原型故事(白先勇是中国小说经典故事，陈若曦是乡村民间传说故事)之间来回奔走，也最终铸造了两人各自独特的小说创作格局。1960年创办“现代文学”社是白先勇陈若曦早期小说创作的分界点，两人的小说创作也由“自发”阶段进入到“自觉”阶段。“现代文学”社倡导西方现代文学的创作理念与创作技法，白先勇与陈若曦也由此被归入到了台湾当代现代主义小说创作最具代表性的作家行列。白先勇陈若曦的小说创作与“现代主义”的遇合是两位小说家小说创作生涯中的关键性环节，两人早期小说创作的“现代文学”阶段的小说创作正是在融汇了其前“现代文学”阶段的既有创作经验与西方现代文学的创作传统之后的产品。　　 第二章——“最后的贵族”与“最后的左派”，论述白先勇陈若曦各自最具代表性的小说创作《台北人》与“文革小说”。两位小说家这部分的小说创作都展示了至为丰富的社会历史质素，二十世纪中国的许多重大事件如辛亥、北伐、抗战、内战、建国、反右与文革成为小说进行文本叙述的历史背景或被叙述事件。也正是在对“二十世纪中国”这样一个时空体截然不同的叙述中，白先勇陈若曦建立了各自独特的小说叙述美学。在白先勇《台北人》的叙述中，中国传统社会的生存方式与人格情怀仍在绵延，“二十世纪中国”仍然被视为了传统中国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实，《台北人》既无法给我们提供大陆经验，也无法给我们提供台湾经验。《台北人》写时空变迁、物是人非，着力表现的是一种超越时空的生命意识，一种流贯于中国千年文学史的存在感叹，大陆与台湾、昔日与现在之间的落差所造成的势能成为《台北人》进行文本叙述的最大动力。一九四九，作为一个时间之点，犹如一个巨大的水坝，蓄积了《台北人》文本叙述的所有能量。论文对于《台北人》的论述正是从叙述学的角度展开，共分三个部分：1，风尘女性系列；2，英雄、史诗与叙述分层；3，凡人系列与展开叙述。在“风尘女性系列”中，小说家不断去追述嫁入豪门的风尘女子的前尘往事，立体式地呈示了乱世风尘女性的生活画像。“英雄、史诗与叙述分层”一节解析了《台北人》中以民国英雄为主角的系列作品的文本叙述理路。“‘凡人系列’与‘展开叙述’”则是对于《台北人》中另外三篇作品独有的叙述理路与主题意旨的解析。陈若曦的“文革小说”在在显露了步入现代阶段的二十世纪中国跌宕起伏、不断追寻与幻灭的运行轨迹，这在小说家最为杰出的两篇“文革小说”《尹县长》与《耿尔在北京》中得到了最为鲜明的呈现。论文对于陈若曦“文革小说”的论述同样分为三个部分：1，陈若曦“文革小说”综论；2，《尹县长》读解；3，《耿尔在北京》读解。第一部分对陈若曦“文革小说”独特的叙述模式与文本景观进行了整体性的论述，后面两个部分则对《尹县长》与《耿尔在北京》做了重点解析。　　 第三章，台北人的“纽约客”故事，论述白先勇陈若曦海外华人生活题材的小说创作。白先勇在《台北人》之前陈若曦在“文革小说”之后分别创作了一系列海外华人生活题材的小说创作，正是在对这同一题材的写作中，两位小说家殊为不同的文化视野与叙述理念又一次得到了鲜明的呈现。论文对于白先勇海外华人生活题材小说创作的论述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1，“二度成长”；2，华人中产阶级生活写真；3，《台北人》的家族叙述。白先勇的海外华人生活题材小说细致地呈现了海外华人的身份焦虑与文化失重状态，并表现出与“台北人”故事的血脉关联。论文对陈若曦海外华人生活题材小说的论述也主要分成三个部分：1，“文革”与陈若曦海外华人生活题材小说创作；2，陈若曦海外华人生活题材小说创作中的大陆、台湾与美国；3，陈若曦海外华人生活题材小说创作的叙述模式。陈若曦的海外华人生活题材小说创作大都拥有一个婚姻情感的故事框架，但文本叙述肌理却弥漫了浓重的政治气息，情感与政治的纠结以及情感最后的被政治规训构筑了陈若曦海外华人生活题材小说创作最为主要的叙述模式。　　 第四章，白先勇《孽子》与陈若曦《纸婚》比较研究，论述白先勇陈若曦以同性恋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创作。《孽子》是白先勇唯一的长篇小说作品，也是其最后的小说创作，《纸婚》则是陈若曦海外华人生活题材长篇小说创作的封笔之作，两部小说对于同性恋题材的共同涉猎以及殊为不同的叙述理路与主题意旨构筑是两位小说家相映成趣的小说叙述美学的又一次精彩呈现。其实，这两部小说都并非标准意义上的同性恋作品，《孽子》通过对一个男妓群落的生存样态叙述，达到对于一种另类生存的复杂体认与人性悲悯，《纸婚》则借重于一个同性恋男子，进入到一种对于人类文明与人类精神的思考当中，最终构筑其批判与救赎的双向主题意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