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数字技术大幅提升,全球数字服务贸易规模快速增长。2018年,数字服务贸易在服务贸易总额中占比达到50%以上。同时,全球贸易保护主义逐渐凸显,在全球数字服务贸易规则构建中,限制性措施的数量呈增加趋势,各大经济体也在积极主导数字贸易规则的制定。目前中国经济处于工业化的纵深发展阶段,制造业从依赖低廉的人力成本及政策支持的传统模式朝着数字化、科技化的方向转变,数字形式交易的服务对制造业发展的影响愈发显著,合理的制定我国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性政策与制造业生产率水平的稳步发展紧密相关。从过往研究来看,数字服务贸易壁垒的经济效益研究大多集中在国外,样本也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国内学者对数字服务贸易壁垒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概念的界定、限制性政策国际间比较等角度,少数学者探究了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服务领域的相关影响,还未有关于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制造业发展的影响的相关研究。基于此,本文尝试做出创新:为了探究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制造业生产率的影响,本文以数字服务贸易壁垒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把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进一步的,本文根据五个不同政策领域形成的贸易壁垒分别再对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进行回归;最后,探究壁垒对生产率的影响是否有国家异质性。本文的主要研究思路如下。首先通过梳理、总结相关文献,发现目前研究的不充分之处。随后整理相关的理论内容,尝试在前人基础上,分析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制造业生产率影响的影响机制,接着,对本文的关键变量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做出内涵界定,并对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和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发展现状和国际间比较展开分析。然后根据45个国家在2014-2018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固定效应回归后,本文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数字贸易限制指数与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总体上呈负向关系。第二,分政策领域来看,除知识产权领域的限制性措施的影响结果不显著之外,基础设施及联通、电子交易、支付系统和影响数字服务贸易的其他壁垒这四个领域对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影响结果为负。第三,DSTRI对OECD国家的增长率影响为负,对非OECD国家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为正,但不显著。进一步,本文通过以不同方法计算的被解释变量替换原有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结果仍具有稳健性。最后,依据前文总结的研究结论,本文针对中国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应该加强电信基础设施建设,在保证数据安全的情况下促进跨进数据流动的便利化;应完善跨境电子交易法律制度,构建有效的跨境电子交易纠纷解决机制,推行国际公认的电子合同规则与标准;应丰富跨境支付结算体系兼容性,提升跨境支付监管体系技术水平,同时提高交易效率与安全性;应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运用新技术、新手段强化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监察与惩治,营造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氛围,促进创新行为的良性发展;应追踪、吸收其他国家制定的符合国际数字服务贸易发展趋势的政策措施,同时积极参与全球经贸规则重构,提高中国在全球数字化规则制度上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