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探索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动机出发，针对目前相关文献的研究特点，通过综合分析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并比较不同样本国投资动机的差异，提出相应政策建议，为我国企业跨国投资提供更加科学、合理的理论依据，优化投资布局，最终实现与沿线国家的“合作共赢”。
　　本文首先从现状分析出发，在宏观把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和主要特点的基础上，详细分析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主要特点；选取2005-2015年45个“一带一路”国家的样本数据，对我国在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比较分析对不同样本国家直接投资动机的差异。根据研究结果得到以下结论：
　　（1）通过对我国在“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的现状分析发现，我国企业在沿线国家的投资总量可观，投资占比偏低，增速波动较大；投资区域不均衡，主要集中于东南亚地区；投资行业涉及较少，传统行业依然占主导。
　　（2）通过对整体样本的计量分析发现，“一带一路”国家的经济因素是我国对其投资的主要影响因素；其中，经济发展水平是我国对其投资的首要因素，且金融资本寻求动机是我国在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双边紧密的贸易联系对我国海外投资有着积极促进效应；通货膨胀率的作用机制较为复杂，并不是我国企业进行跨国投资的重要影响因素。资源因素对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有较大影响，且各变量的重要性和影响机制有所不同。我国在沿线国家投资的自然资源寻求动机有所减弱；沿线国家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在吸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而相对落后的通信基础设施为我国具有技术优势的通信企业提供良好的投资发展机遇。
　　（3）通过对不同建交关系国家的比较分析发现，我国在对外交关系较好的国家进行投资时，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为企业海外投资规模的扩大提供良好的机会；经济稳定性是我国在非单纯建交关系国家投资时的主要因素，且东道国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是促进我国对其投资的重要因素。与之不同，金融资本寻求动机是我国企业在单纯建交国家投资的主要动机。
　　（4）通过对与中国接壤与不接壤国家的比较分析发现，接壤国家在吸引我国企业对其投资方面存在地理优势。其中，邻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对我国对其投资有积极促进作用，而此因素对我国在不接壤国家的影响不显著。
　　（5）对不同区域的比较分析发现，跨国企业在沿线各区域的投资动机各异。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是我国在东南亚和南亚地区投资的首要因素；在对东南亚的投资中，通货膨胀率是重要影响因素；南亚地区对交通设施建设的迫切需求对我国交通建设企业有着强大吸引力；东南亚、中东欧和南亚的通信设施需求为我国有着竞争优势的通信企业带来发展机遇。
　　（6）对不同线路的比较分析发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影响因素有显著差异。“一带”国家自然资源寻求动机是我国在该沿线投资的重要动机；且交通基础设施完善程度是我国对其投资的主要因素。与之不同的是，“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通货膨胀率和相对劳动生产率对我国对其投资有重要影响；同时，“一路”沿线较大的通信设施需求对跨国企业有较大的吸引力。
　　本文的研究特色主要体现在指标选取和研究内容上：
　　（1）从指标选取上看，本文将金融发展水平、相对劳动生产率和“一带一路”战略加入模型，综合多个指标较全面地分析影响我国OFDI的主要因素，同时也能反映“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对我国在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
　　（2）从研究内容上看，本文考虑东道国与我国的建交关系、地理位置（是否接壤）对我国OFDI的影响，并比较“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两条线路投资动机的差异。已有的文献主要按照区域，洲别和经济发展水平分类，因此，本文的分样本回归，将对原有研究作出补充，为跨国企业在不同类型国家投资提供科学的指导依据，进而优化投资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