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建设向西打通了中国到中西亚、欧洲等区域的通道,强化了中国与沿线各国的政治经贸文化等交流,推动了我国“向西开放”的进程,将是我国“十四五”期间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关键所在。作为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标杆示范工程,在“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推进的进程中,中欧班列发挥其桥梁与载体作用,持续不断的促进中国与沿线各国的经贸往来,催生了越来越旺盛的国际物流需求。开行至今,中欧班列的开行规模不断扩大,开行城市不断增加,开行线路以及口岸建设也逐步完善。中欧班列的开通意味着城市的国际运输合作机制的建立。本文关注的问题是,中欧班列究竟能否促进国内开通城市的贸易增长和贸易结构的优化?只有明确以上问题,才能对我国中欧班列及其相关政策成效进行客观评价,进而为推动城市对外贸易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依据。中欧班列作为运行于欧亚大陆上的陆路贸易新通道和跨国货运合作新机制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合适的准自然实验样本。本文通过综述文献、梳理制度背景和特征事实,实证分析了中欧班列开通对国内城市贸易增长、贸易结构优化的因果关系,得出了一系列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研究结论。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如下:一是国际国内交通运输通道及其相关效应的文献梳理。对国际国内交通运输通道尤其是铁路交通运输通道的相关发展历程、经济效应等研究进行了梳理,对中欧班列的建设发展、贸易促进、城市影响等效应的研究进行了综述分析,为全文相关部分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二是关于中欧班列对国内开通城市贸易增长与贸易结构的影响的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说。根据贸易成本理论、政府补贴与企业出口的相关理论分析了中欧班列对国内开通城市贸易增长与贸易结构的影响,提出中欧班列“点对点”出口模式通过降低企业出口的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进而促进开通城市贸易规模的增长与贸易结构的优化的研究假说。在此基础上探讨并提出中欧班列通过补贴和市场引力来促进国内开通城市贸易增长的研究假说,并针对不同城市属性视角下分析并提出中欧班列开通的贸易增长效应与贸易结构优化效应相关异质性研究假说。三是中欧班列与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现状。通过阐述中欧班列发展的制度背景与特征事实、中国以及各城市的对外贸易发展现状,分析中欧班列与对外贸易发展的协同趋势特征等,为本文找准中欧班列对国内开通城市贸易增长效应、贸易结构优化效应的事实依据,提供了良好的现实基础。四是中欧班列开通对国内开通城市贸易增长效应的实证分析。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基于2004-2017年城市进出口数据、中欧班列运营数据及城市特征数据等识别了中欧班列开通对城市贸易增长的影响。从补贴激励和市场引力两个渠道考察了中欧班列开通贸易增长效应的中间机制。通过考虑不同贸易品种类和运输方式、城市间开通干扰和外溢效应,控制铁路网络地位、其他交通优势和相关贸易政策因素,以及安慰剂检验等,验证了主要估计结果的稳健性。五是中欧班列对国内开通城市贸易结构优化效应的实证分析。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基于2004-2016年海关数据库等识别了中欧班列开通对城市贸易结构的影响。从不同城市区位特征与产业结构特征下观察到中欧班列开通的贸易结构优化效应的异质性。通过考虑城市间开通干扰与外溢效应,铁路网络中心性值、其他贸易政策和安慰剂检验等,验证了主要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并且分别从产品技术复杂度视角与贸易主体视角,进一步探讨了中欧班列开通对贸易结构的影响,并得到与前文相互印证的结论。六是中欧班列与外贸发展的政策启示。基于中欧班列发展历程、特征和存在问题,及其对国内沿线城市贸易增长、贸易结构优化效应的深入分析,依据主要研究结论,为我国推进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促进对外贸易增长与贸易结构优化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供我国政策制定与实施部门参考。通过如上研究,本文得出以下几个有价值的结论:一是应充分利用中欧班列开通冲击研究其对贸易增长、贸易结构的影响效应,现有文献既欠缺对中欧班列开通冲击的准确认识,又缺少关于中欧班列贸易效应的研究;二是中欧班列是在国际铁路通道建设和运输合作机制基础上快速发展起来的;三是中欧班列开通的实质是国际运输合作机制的建立,从相关趋势的对比来看,中欧班列开通规模与进出口贸易规模之间存在一定的协同趋势或正相关关系;四是中欧班列对国内开通城市进出口贸易增长均具有显著促进效应,并且这种贸易促进效应是通过补贴激励和市场引力两个中间机制实现的,同时中欧班列开通有利于城市人员就业、企业进入和盈利的提升;五是中欧班列对国内开通城市进出口贸易结构均具有显著的优化效应,并且这种优化效应在中西部城市和第二产业产值占比更高的地区更大。同时,还发现中欧班列开通能够显著的促进贸易产品技术复杂度的提升,进一步验证了中欧班列开通对贸易结构的优化效应。本文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贡献和可能的创新之处:第一,基于中欧班列开通的国际合作机制属性,而非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属性,构建了国际运输通道对贸易增长与贸易结构影响的识别框架;第二,充分考虑了距离和市场等因素,抓住了开通城市国际运输通道结构变化这一冲击,揭示了中欧班列开通的贸易增长效应的市场引力传导机制,以及在国内地理区位维度上的异质性表现。第三,基于中国制度背景考察,抓住了财政补贴对于弥补中欧班列运价劣势和降低城市综合物流成本的关键作用,进而从贸易成本角度解释了班列补贴在班列开通对贸易增长效应上的传导机制,同时探讨了在城市贸易结构优化中的政府过度补贴的不利性,为补贴退坡的正确性提供经验证据;第四,从数据支撑来看,本文通过建立“中欧班列数据库”,系统地将中欧班列运营数据、城市数据和海关数据等进行跨库集成,这是形成中欧班列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特色的关键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