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余稳健性要求对收益和损失进行非对称性确认,即相对于盈余的“好消息”,“坏消息”要更加充分、及时地加以确认。在公司中,股东相对于管理层,中小股东相对于大股东,都无法掌握公司具体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处于信息的弱势地位。因此,他们往往只有借助于财务报告的会计盈余信息来判断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投资价值。作为解决公司委托代理问题和提升公司价值的内部治理机制,独立董事一直受到全球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在公司治理中,独立董事主要具备两大职能：一是监督管理层和大股东,对各方行为起到制衡作用；是利用自身资源参与管理决策,提升公司业绩。如果独立董事的监督制衡职能得以有效发挥,便可以有效抑制管理层和大股东操纵会计数字、虚增会计盈余的行为,从而使得会计政策体现出更强的盈余稳健性。由于我国引入独立董事的初衷并非让其提高公司业绩,而是解决大股东侵占中小股东利益问题以及股东与管理层的代理问题,因此本文聚焦于独立董事的监督制衡职能,运用2005-2008年间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独立董事监督力对盈余稳健性的影响。本文运用Basu(1997)的经典模型,并对其加以扩展应用,采用OLS多元线性回归方法检验了独立董事监督力对盈余稳健性的影响。结果发现：独立董事比例及会计专业能力的提高均对盈余稳健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高校等科研机构工作和具有公司工作经验的独立董事显著提高了其所在公司的盈余稳健性；独立董事的物质激励水平和兼任独立董事数量与盈余稳健性之间呈倒“U”型关系；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高、董事长和总经理由一人兼任的履职环境会降低独立董事监督力的充分发挥,从而降低公司的盈余稳健性。本文主要的创新点有：第一,将独立董事的职业背景纳入了独立董事监督力的影响因素范畴,验证其对盈余稳健性的影响。第二,本文在Basu模型中分别加入独立董事津贴水平和兼任独立董事数量的二次方项,首次验证了独立董事的津贴及兼任独立董事数量与盈余稳健性之间的曲线关系。第三,本文在Basu模型中分别构建了履职环境变量与独立董事比例及会计专业能力的交叉项进行检验,并与不含交叉项的独立董事比例、会计专业能力的检验结果进行比较,以此来发现履职环境对独立董事监督力的影响。这也是本文的一个创新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