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爆的全球金融海啸将对仍处于深度转型中的中俄两国产生怎样的影响?金融危机在转轨经济中的诱因何在,传导机制与现实影响如何?后金融危机时代中俄两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未来走向如何?论文以后金融危机时代中俄经济发展模式嬗变为研究对象,采用数理模型建构与比较制度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深入解析与比较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爆的全球金融海啸在中俄两国的传导机制、病相表现及其影响,从金融危机的视角对中俄两国各自独特的经济发展模式、制度特质及其运行绩效做出全新解读,并系统研究了后金融危机时代中俄经济发展模式的未来走向。“疾风知劲草,岁寒见后凋”,正是金融危机摧枯拉朽般“创造性的破坏”过程,去除了一国经济的浮华与虚夸,世人可以“风吹黄沙始见金”般地看到中俄经济的真貌与病变所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中俄经济发展模式比较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就理论意义而言,透过危机看转轨,为世人比较并研究中俄经济发展模式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理论视角,使人们能够对中俄30年不同的转轨模式、制度特质及其运行绩效做出全新的解释与判断;就实践意义而言,在“危中有机”而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后金融危机时代,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研究危机、应对危机,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经济领域的首要课题,基于转轨的制度特质,长期追踪并深入分析中俄两国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与影响、预警未来风险冲击、对现有反危机政策进行效果评估,从而抓住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经济格局调整的有利时机,实现中俄赶超乃至大国的真正崛起,无疑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研究表明,在危机的冲击之下俄罗斯经济遭受重创,突出地表现为经济增长大幅下滑,但国际收支、通货膨胀率、失业率等指标表现尚好,宏观经济继续处在整体可控状态。与之相比,中国经济在“金砖四国”中呈现出“一枝独秀”的稳定增长态势,但危机的长期效应已经在中国经济中逐渐呈现。后金融危机时代,中俄两国在宏观经济、金融市场表现、主导产业发展与意识形态领域及反危机措施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别。贸易渠道而非金融渠道,接触性传导而非非接触性传导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在中俄两国根本的传导机制;其中俄罗斯的资源型经济发展模式与中国投资驱动型经济发展模式是金融危机传导的关键因素。“旧辙已破,新轨未立”,伴随着大规模制度变迁产生的经济和社会矛盾与冲突,中俄两国经济转轨过程始终潜伏着巨大的内生性危机因素,这一因素一旦与输入型金融危机相结合而互相强化,将对两国经济造成巨大破坏。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俄罗斯“可控民主+资源型经济”发展模式与中国投资驱动型经济发展模式正在发生着细微而重大的变化。从资源型经济向创新型经济、从可控民主向“去斯大林化的现代化”的宪政转型再启动成为俄罗斯未来发展的应然选择。金融危机为中国整体改革框架的重建提供了动力和契机,市场化转型和增长方式转型将是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唯有从“高投资、高出口、低消费”的投资驱动型经济向内需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并以法治为核心适时启动政治改革,是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与国内外相关研究相比“后金融危机时代中俄经济发展模式比较研究”在如下方面有所突破,相关研究具有创新性:(1)研究视角创新“转轨与危机”并非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但与国内学者竞相投身于“金融危机对转轨经济的冲击与影响”的选题研究相比,作者独辟蹊径,以透过危机看转轨的研究视角,通过深入分析和比较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爆的全球金融海啸在中俄两国的传导机制、病相表现及其影响,对中俄两国各自独特的经济发展模式的路径、制度特质及其运行绩效做出全新解读,并系统研究了后金融危机时代中俄经济发展模式的未来走向与国际影响,体现出一种研究视角创新。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的研究者们提供了一系列多层次、多视角的转轨经济研究成果,但从金融危机入手,透过金融危机对中俄经济发展模式进行比较研究的并不多见,国内相关研究基本处于空白状态。(2)研究方法创新作者将比较制度分析方法与斯蒂格利茨-霍夫模型的扩展与应用相结合、案例分析与多学科融合研究相结合,这样的研究方法适应转轨经济比较研究的内在要求,解决问题与核心论述更具针对性。(3)研究结论具有现实意义与操作性作者带有强烈的现实导向,面对后金融危机时代纷繁复杂的世界经济形势,基于转轨经济的制度特质,深入追踪并分析金融危机在中俄两国的传导机制及影响、预警未来风险冲击、对中俄现有反危机政策进行效果评估,希冀抓住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经济格局调整的有利时机,实现中俄赶超乃至大国的真正崛起,无疑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相关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与政策创新。不足之处是作者比较制度分析领域,特别是俄罗斯历史、后金融危机时代俄罗斯第一手资料的欠缺、数理模型建构方面经验欠缺等诸多因素都将是以后研究工作中继续努力和改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