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一体化使得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加工、营销、服务等环节分散到世界各地,形成了全球价值链,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到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国家之间通过全球价值链进行合作和交流,资源得到有效配置,经济和贸易得到快速发展。基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不断迅猛增长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这一现实背景,分析不同动机对外直接投资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作用机理,实证检验不同动机对外直接投资是否会影响双边国家(东道国和母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以及影响程度有多大。本文利用OECD-WTO发布的最新Ti VA数据,依据增加值贸易核算法,分别对中国及27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GVC分工地位指数及演变情况进行测算分析,结果表明这些国家深入参与到全球价值链的分工活动中,但大多处于中下游环节;接下来对不同投资动机OFDI沿不同传导路径影响GVC分工地位的作用机理进行分析说明;最后依据2005-2016年的年度数据,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不同动机OFDI对我国以及东道国GVC分工地位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不同动机OFDI对东道国整体以及东道国中的高收入国家GVC分工地位都有显著正向影响;对于中低收入国家,只有技术寻求型和效率寻求型OFDI对GVC分工地位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市场寻求型和资源寻求型OFDI对GVC分工地位没有显著影响。而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均能对中国(即母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有显著的提升作用。控制变量:东道国金融服务水平、国家基础设施及制度建设都能显著提高母国的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因此,文章提出了政策建议以提升双边国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第一,我国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应突破价值链固有模式,向价值链两端不断延伸;第二,我国应继续坚定不移地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鼓励更多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引导OFDI与全球价值链的协同升级,促进两者共同向高端迈进;第三,我国应根据东道国资源禀赋状况、经济发展水平及收入水平等的差异,采取不同动机的对外投资策略,已达到对全球价值链升级的更积极的作用;最后,要继续完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及制度建设,应对现有较落后的基础设施进行更新升级,引进先进技术,提升互联互通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