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的“S”型曲线表明，城市化快速发展是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地区不可逾越的阶段。然而，学术界至今尚未对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成因作出解释。中国的城市化快速发展研究刚刚起步，此前对于城市化研究的相关成果，已经不能适应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要求。中国需要构筑开放条件下城市化快速发展理论，其中关于其动力机制的研究，在整个理论体系中占据了核心的位置。本文工作的展开，正是基于上述背景，并试图为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理论奠定基础。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诺瑟姆经验法则与现实存在许多偏差，并不存在统一的判断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标准。本文构建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时间序列模型，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快速发展开始于1996年。在此基础上，本文论证了城市化动力机制存在阶段性，从而把本文的研究对象严格限制在快速发展阶段。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的城市化快速发展处在开放的系统中。本文借助耗散结构理论，解释了城市化水平波动的原因，当外部条件或者系统参数达到临界值时，系统形成的有序的耗散结构，意味着城市化快速发展开始启动。此外，本文还参照地理势能的定义，把城市化快速发展理解为流的动能增加，意味着需要更多的可转化的城市化势能，而城市化势能来源于城市与农村之间收入水平与公共资源占有量的差异。当城市化势能积累到一定数量，并且系统损耗的城市化势能大幅度减少时，城市化开始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经济转型意味着政府和市场共同作用于城市化进程，并部分解释了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速度高于发达国家的原因。政府的作用体现为一系列的制度创新和提供公共产品，本文建立了不确定条件下的城市化选择模型，通过比较静态分析揭示了制度创新作用于城市化的机理。市场的作用体现为提供非农产业就业机会和优化资源配置，城市化流则表现为集聚和扩散叠加的结果。在对传统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数量关系进行计量分析的基础上，发现第三产业已成为接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阵地。此外，本文还探讨了国际贸易与城市化之间的关联模式，并粗略估算了其对城市化水平的贡献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