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公务员法》确认了以合同管理和任期制为核心的公务员聘任制的法律地位,随后,上海浦东新区和深圳特区的改革试点掀开了公务员聘任制改革的序幕：上海浦东新区于2007年开始进行试点,先后遴选推出20个专业性较强且层次较高的试点职位面向海内外公开招聘；深圳特区于2007年开始公务员聘任制试点工作,试点采取增量变革方式,原来公务员不变,新进公务员试行全员聘任制,截至2012年7月,全市共进行了7次公开招考聘任制公务员工作,在聘的聘任制公务员已超过2000人,占全市行政机关公务员的5%。审视两地的试点,我们始终有这样一个困惑：同样是对公务员聘任制的试点,两地在公务员聘任制改革的范畴和规模上为什么有如此大的差异?公务员聘任制是舶来品,是新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推动下的产物,是西方发达国家公共部门变革上的重大举措,因此,要想解除我国公务员聘任制改革中的疑惑必须从国际视阈来分析西方发达国家公务员聘任制改革。无独有偶,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公务员聘任制规模与范围也存在着巨大差异：新西兰、澳大利亚和英国在公务员聘任制改革上走得很远,在这三个国家的公务员构成中,聘任制公务员的规模已远远超过其传统常任制公务员规模,占公务员队伍的比重已达80%以上；美国在公务员聘任制改革上虽然有所建树,但远不及新西兰、澳大利亚和英国,聘任制与传统常任制各占半壁江山；法国和德国在公务员聘任制改革中步履维艰,聘任制公务员所占公务员队伍的比重未能超过20%。探索出发达国家公务员聘任制规模与范围的差异并不意味着研究的结束,而是研究深入进行的开始——如何阐释这种差异的原因。幸运的是,学者波利特在归纳西方十国公共管理改革经验基础上提出了一般模型,根据波利特模型以及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本文建构了“起初状态——路径——结果状态”模型,并提出了5个假设：行政部门权力越大,公务员聘任制改革越彻底,公务员聘任制规模和范围越广；国家权力越集中于中央,公务员聘任制改革越彻底,公务员聘任制规模和范围越广；政治文化越强调自由主义,公务员聘任制改革越彻底,公务员聘任制规模和范围越广；精英(政治顾问)对公共部门市场化变革认可程度越高,公务员聘任制改革越彻底,公务员聘任制规模和范围越广；采取的路径市场化程度越高,公务员聘任制改革越彻底,公务员聘任制规模和范围越广。比较分析六国公务员聘任制改革,可以发现,各国公务员聘任制改革中的助力与阻力的确与假设中的要素相关,而且各国公务员聘任制改革也与这5个假设预期相符。回归我国的公务员聘任制改革,由于各地聘任制试点工作仍在继续,加之我国的政治-行政体系的特殊性,选择合适公务员聘任制规模与范围,一方面要结合西方发达国家公务员聘任制改革经验,另一方面也要对各地聘任制改革经验进行取舍。从西方发达国家公务员聘任制改革实践中我们还可以汲取出公务员聘任制改革的一般规律：公务员聘任制改革的源动力来自上层；公务员聘任制改革是公共部门变革系统工程的一环；变革高级公务员常任制是一种共识；科学完善的职位分类结构是实施公务员聘任制改革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