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满争议的网约车法律地位虽走出“灰色地带”,获得了法律认可。但随着网约车行业的迅猛发展,诸多平台公司已逐渐占据市场支配地位,并有扰乱公共承运服务市场、损害作为消费者的普通民众出行利益的现象。而出租车新型客运合同在实践中暴露的各种法律问题也再次印证了法律在“互联网+”时代发展的滞后性。弱势群体对移动互联网技术的不熟悉使其丧失了平等缔约机会,而网约车司机“挑客拒载”和平台公司“歧视性派单”更是违背了强制缔约实现契约实质正义的制度创设初衷。面对打车软件设置“小费”对传统出租车运输合同订立过程造成的冲击,站在私法理论强制缔约制度的角度重新审视和反思是解决这一实践问题的根本所在。而目前我国强制缔约制度理论本身也存有不完善。因此,在厘清强制缔约制度的框架下,阐明网约车承运人所承担的强制缔约义务的性质以及违反该义务应承担何种法律责任具有现实性和紧迫性。本文除序言、引言和结论外主要分为四个部分加以阐述,通过对网约车承运人强制缔约义务的研究以期在单纯行政规制“约车软件”之外提供私法理论支撑。第一部分主要阐述网约车承运服务适用强制缔约制度的学理基础。通过对平台公司在不同运营模式下法律属性的区分,明确适用强制缔约制度的承运人范围,在此基础上,找寻出租车新型客运合同适用强制缔约制度的学理正当性依据;同时明确强制缔约的缔约限制范围,为后续研究“约车软件”加价功能是否与价格强制义务相悖等提供理论支撑。第二部分主要探究强制缔约制度在网约车承运服务中的适用困境。从乘客缔约机会是否平等到网约车承运服务是否存在违背强制缔约义务的行为等角度出发,探究“约车软件”存有扰乱市场秩序、违背契约实质正义的原因。第三部分主要从网约车承运服务的立法规制及司法现状加以阐述。通过介绍国内网约车承运人强制缔约立法规制的现状,分析存在的立法缺陷;其次从网约车司机“拒载”案和平台公司“加价”案等揭示司法实践现状;最后以具有象征性的国家和地区的相关立法和发展成熟的网约车运营模式为参考,思考如何找寻本土化的解决对策。第四部分提出对促进网约车承运人强制缔约义务履行的建议。作为新技术,“约车软件”应运行于法律框架之内,其推行或限制均不能脱离法治轨道。因此,寻找保障乘客作为弱势群体平等缔约的新路径、对网约车运营模式规范化以及完善网约车承运人的强制缔约义务责任体系等成为得以长久享受新技术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