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针对桑植白族开展的一项专题研究,在桑植白族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散杂居特点和"民家"文化特色决定了本研究的独特性.但也正由于散杂居特点的影响,长期以来学界对桑植白族的研究较少,这也使得本研究具有创新性.通过对族群理论的梳理,本文选取族群认同为桑植白族研究的切入点,从而在散杂居和族群认同的大背景下更好地开展对桑植白族文化的研究.本文对桑植白族历史、文化的深入探讨无疑将推动该领域的深入研究.区域性研究中所涉及的散杂居背景下的生存问题和族群认同问题,是包括桑植白族在内的许多少数民族面临的共同性问题,文中的结论对于其他散杂居民族而言亦有借鉴作用,有助于正确处理散杂居民族关系,促进散杂居民族的发展. 从研究方法而言,田野调查作为民族学的"看家本领",无疑也是本文的重要研究方法,通过访谈、调查、走访等不同形式获取的第一手资料奠定了材料和立论的可信度；历史文献是追溯族源、考究历史的直接依据,地方志、史书、族谱、家乘等史料使得田野资料和文献资料相得益彰；对白族的任何研究,如果脱离它与大理白族的联系孤立开展,将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联系的观点和比较的方法也是本文的重要方法.本文基于民族散杂居背景下的族群认同和聚居背景下的族群认同有明显区别的假设,着重探讨了二者的区别与联系；散杂居背景下族群认同的层次、结构,范围,力图从理论的高度剖析桑植白族,并以此理论回应其它散杂居民族,指导散杂居民族关系的发展.文中主要观点有:散杂居民族面临问题高度集中地体现为生存问题,这种生存问题既包含了生物意义上的生存问题,即种的繁衍、民族的生存,这更多的是涵盖了物质的层面；更包含了文化意义上的生存问题,即文化的继承和延续,以及文化冲突、适应中的文化变迁,这更多的是涵盖了精神的层面；桑植是白族文化的最北边界.桑植可以被看成是白族影响所及的最边缘,是历史上白族先民由南向北扩张的最北界,也是白族文化的边缘地带；桑植白族文化既顽强地保有、传承了大理白族文化的部分内涵,同时也自觉、不自觉地吸纳、融合了桑植土家族、苗族、瑶族等民族的文化特点,生动体现了文化的再塑造过程,这个过程仿佛蚕虫出蛹、凤凰涅槃一般获得了文化的新生,塑造出一种崭新的文化,这种新生的文化既明显区别于土家族、苗族、瑶族等民族的文化,又在与大理白族文化有千丝万缕必然联系的基础上有显著不同,这种新生的文化就是桑植白族文化；桑植白族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双重认同,既包括对白族和汉族的双重认同,又包括对大理和江西的双重认同.文中对桑植白族的语言、宗教、信仰、民居建筑等方面所开展的研究都具有开创的意义.此外,尽管本文探讨的主旨是族群认同而非其它,但闪光之点仍不时闪现,如:地理环境决定论已经过时,但地理、历史、人文等环境仍然对族群的地位和独特性有重要影响； 尽管专论白族,也涉及白族文化和土家族文化的接触、交融,这对于共同生活在桑植的土家族而言也具有参考价值；本文也不是对文化的专题研究,但却从族群边界的角度生动论述了"文化是桥也是墙".导论介绍了选题背景、意义、研究价值和对相关研究成果的追溯. 第一章结合白族形成、发展的简况及其在全国分布的状况,论述了桑植白族的重要地位,指出仅停留于人口分布的层面,尚不足以充分揭示桑植白族在全国白族中的重要地位,还必须结合桑植白族的文化独特性才能全面认识其重要地位.该章论述不仅预留和设定了族群认同的展示空间,并为下文即将讨论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作了必要的铺垫.第二章考究了"民家"之称的起源,说清楚了桑植"民家人"被确认为白族的发展过程,及其分布的历史与现状,并进一步探讨了由民族识别到族群身份的认定所引发的民族与族群之争,说明了族群身份的认同、民族成分的确认是族群认同的显著性特征. 第三章基于泰勒对文化的界定,详尽论述了桑植白族的语言、宗教、信仰、民家建筑、婚丧节俗、舞蹈、音乐、民歌等文化的重要组成内容,说明了文化认同是族群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族群边界形成的来源.第四章则在前述各章的基础上和散杂居民族的背景下进一步讨论族群认同的层次和结构,论证了本文观点对散杂居民族所具有的一定程度上的适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