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反垄断和解制度的产生是经济、政治和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该制度产生和发展归根结底在于反垄断执法的结构主义的过度威慑性和惩罚性给美国反垄断执法和经济发展带来了阻碍。对《谢尔曼法》进行适用的发展确立了反垄断执法的“合理原则”，该法对反垄断案件进行调查和审理促成了大量反垄断和解案例。随着法律体系的完善和实践的深入，美国反垄断执法进入了以追求效率为主要价值目标的“行为主义”时代，芝加哥学派带来了美国反垄断和解制度在美国的繁荣。现代美国反垄断和解制度的目的在于实现自由、公正和效率三种价值的平衡与统一，效率是反垄断和解的最高价值。公共执法机关实施的行政和解与私主体实施的私人和解构成了美国反垄断和解制度实施体系，行政和解能够保障公共利益的实现，还能威慑违法者进行和解；私人和解能够弥补行政和解的低效、高耗的缺陷。“同意令”与“同意判决”是美国反垄断最常见的和解形式，美国90%以上的反托拉斯案件都是以和解结案的。司法机关对同意判决的公共利益的审查、公众对“同意令”和“同意判决”的有效监督，这些都是美国反垄断和解的独特魅力，不仅保障了利害关系人的利益，更维护了公共利益和消费者利益。美国的“企业合并审查制度”以及“宽大处理政策”也已经被世界多国借鉴，我国也有类似制度。此外，美国反垄断法也给予和解当事人双方以平等、自由的地位，即便和解一方是执法机关，也必须在保证公共利益的同时与被调查者或者被告平等地进行和解磋商。美国反垄断和解制度对我国的启示是：我国应设立一个独立的经营者承诺审查机构，并对经营者承诺制度进行全方位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