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贡献不仅基于量的增长,更注重效率的提升,而从2009年开始我国上市公司投资的效率在逐年下滑。上市公司降低代理成本的一种长效机制是人力资本的股权激励,其发挥的效果会直接影响高管层的决策。国内外大多数文献主要集中研究股权激励与企业业绩之间的关系,却忽视了股权激励对高管层的决策行为的影响。在管理层的决策活动中,投资决策是影响企业经营业绩的重要因素之一。另外,对于股东来说,产权是对企业的产权,实质是资本的权益,资本的保值、增值到底是由谁来受益,而损失谁来承担,基于产权明晰度的国有和民营的划分,则产权明晰度不同会表现在公司代理问题的不同,进而对高管层的投资决策影响也不同,同时,由于产权明晰度不同,股权激励实施的监管机构、激励的收益限制、绩效的考核指标等也不同,从而影响股权激励对高管层的投资行为。本文以2009-2015年沪深两市公告的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492家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以产权明晰度-公司类型-代理成本-管理层激励-投资决策-企业绩效这条逻辑主线,从微观的股权激励契约的构成要素层面,研究基于产权明晰度的股权激励对企业投资效率的综合影响。研究发现,民营企业相对于国有企业的非效率投资更为显著;对于未实施股权激励来说,实施股权激励能够抑制企业的非效率投资,且在国有和民营企业中效果不同;股权激励强度的增加,股权激励与过度投资存在非线性关系,而与投资不足是线性关系;在股权激励方式的选择上,国有企业实施限制性股票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而民营企业更倾向于选择股票期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