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伪的历史渊远流长，滥觞于孟子的“尽信书，不如无书”，发端于刘向、刘歆父子。在其后的两千年历史中，学术辨伪就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只不过随着社会意识的变化而变化。到了清代，又涌现出了一大批辨伪学者，而最具有代表性的莫过于崔述等人。崔述在其巨著《考信录》中，对中国古史、古籍进行了大量的考证、辨伪，对后世的学术发生了重要的影响。上世纪90年代，李学勤先生鉴于疑古思潮几近泛滥成灾的影响而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开始深刻反思疑古思潮的负面影响，学术界开始了对中国古史以及中国古典文献的重新研究。这样，崔述自然成为学者们关注的对象。作为中国最重要经典之一的《论语》同样受到了崔述的怀疑。《论语》可以说是中国人的“圣经”，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不言而喻，《论语》研究在古文献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在《考信录》中，崔述从不同角度对《论语》进行了辨伪，最后得出了结论，认为“后五篇，惟《子张》篇专记门弟子之言，无可疑者。至于《季氏》、《阳货》、《微子》、《尧曰》四篇中，可疑者甚多。而前十五篇之末亦间有一二章不类者”、“前后十篇文体之异”等。崔述所认为的这些问题，从目前的考古发现及传世文献的结合印证，他以为需要怀疑的很多地方，甚至包括研究方法在内，都值得商榷。因此，对崔述思想的研究，对《论语》的重新认识，都非常有助于更好地传承、学习《论语》。如何去认识崔述的辨伪思想，如何去重新认识《论语》，最重要的是方法问题。近些年地下考古的发现，尤其是阜阳汉简、定州汉简、马王堆汉墓帛书、郭店战国楚简以及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战国楚竹书等，不仅可以补充孔子和《论语》研究的资料，而且可以纠正以前研究中的偏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