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人员具有更好的隐患识别能力,能够有助于提升现场安全绩效。这也使得隐患识别成为进行有效安全管理的重要因素。有例子表明,情绪管理有助于改善安全环境。但少有研究揭示情绪影响个人风险偏好习惯的机理,如情绪对隐患识别绩效的影响。本研究旨在揭示情绪在隐患识别中的影响及其主要因素。目前已有的研究中,学者们主要阐述了风险容忍度、人格、性别、情绪管理能力。这四个隐患识别的关键因素及其影响。风险容忍度意指工人承担风险的能力。人们的风险容忍度不同,其愿意承担风险的程度也不同,这与隐患识别的绩效成反比。根据大五人格理论,人格可分为五大特征:随和、认真、外向、神经质和开放性。在以往研究中这些人格特征与风险容忍度和隐患识别能力之间存在显著关系,但具体关系的解释因研究而异。另有研究证明,性别与人格特征和容忍度有明显的关系。在情绪方面,情绪调节是指个体在面对引起感情变化的事物或情况时调节情绪的机制。这包括两种策略:认知评价和表达抑制。表达抑制使用率越高的人,其风险容忍度越低,隐患识别能力越强。此外,人格和性别也与情绪调节有关。因此,本文假设情绪调节具有中介作用,将其他因素与隐患识别绩效联系起来。在数据分析阶段,本文采用基于bootstrap的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LS-SEM）研究非线性关系的结构模型。初步分析解释了原始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和二元相关性,证实情绪调节是与风险容忍度和隐患识别绩效直接相关的唯一因素。接下来,探索性因素分析证实所有变量由一个基本因素支撑,没有任何变量产生压倒性影响。最后,验证性因素分析证实包含多个变量的结构具有内在一致性和四个显著关系:性别与人格、人格与情绪调节、情绪调节与风险容忍和隐患识别。总体来说,情绪调节能够作为中介因素将个人因素与隐患识别绩效联系起来。然而,研究结果显示,情绪调节策略的比例与风险容忍度和隐患识别的关系与研究假设是相反的。这一结果可能归因于,不同的实验条件设置或积极情绪的潜在影响。此外,没有证据表明风险容忍度与隐患识别绩效之间存在直接关系。可能的原因是有可能缺失其他影响因素或者在风险容忍度与隐患识别之间还有其他间接关系。尽管存在上述这些局限性,在本文中,风险容忍度和隐患识别与情绪调节无条件地呈现负向相关,这仍是一个重要的发现。本文将有助于提高安全评价标准和安全管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