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汉末年今文经学、古文经学纷争的情势下，扬雄的经学独立于官方经学传承谱系，表现为“既批判今文经学又吸取其知识资源、既偏重古文经学又与其为学目的不同”的特点，他与汉代经学的复杂关系也由此展开。本文从扬雄经学观念、经学建构、经学转向，以及与汉代经学史上今古文代表的个案比较来具体分析“扬雄与汉代经学”的关系。　　扬雄意识到赋“劝而不止”的功能丧失、自身“颇似俳优”的角色危机和孔门经典“法度所存”时，转向经学研究即遭遇“今古纷争”的时境，因此提出“要合五经”的经学立场、“《易》为经首”的经典次序、“约卓艰深”的释经原则。在拟《易》作《玄》的经学建构中，扬雄在“综参古易”基础上，以“经传分立、重构象数、取道宗儒”为思路，建构了与汉易主流不同的易学体系，它标志着汉代今文易学向古文易学的转向，为后人研究提供了“以《玄》解《易》”的理解范式。扬雄晚年仿《论语》作《法言》，标志其经典选择从《易》转向《论语》、解经方式从“训诂、象数、义理”并重转向纯“义理”、解释资源从“儒道互补”转向“醇儒”的立场。他释《论语》试图阐明“以孔子之法为准绳”、“以颜子之乐明其志”、“以君子之道申其义”的经学思想;仿《春秋》意在品评历史，吸取《左氏》体例对桓谭书写《新论》产生一定影响。“恶虚妄与好灾异”是扬雄与西汉今文经学的差异，他吸取了孟京《易》学的象数，批评了其灾异说;采用了董仲舒“建体系”的解经方式，正“人副天数”为“以人占天”;吸取了《易纬》的象数，批驳了谶符的荒谬。“学为道与学为术”是扬雄与汉代古文经学的区别，他与刘歆“正今文”的举措相似，“倡古学”的路向不同;他的“好古乐道”、“反对伪诈”、重“仪式之礼”和王莽的“托古改制”、“符命为治”、重“制度之礼”形成鲜明对比;他承传了汉代费直古文《易》学“义理释经”的传统，影响了汉末魏初《易》义理学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