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分开,以及农业税免除等政策的出台,地方经济非农产业投资快速增长。地方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往往以获得巨额土地出让金为途径,出现大量违法用地、圈地现象。违法用地,是以牺牲农业的稳定发展和国土资源的有序有效开发利用为代价,来换取非农产业产值增长,严重影响我国社会经济和生态的可持续性发展。土地财政快速扩张,极易诱发土地行政领域的贪污腐败行为,损毁政府形象。规范土地管理,加强土地执法问责刻不容缓。对此,国务院国土资源部、监察部、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三部委于2008年联合颁布“15号令”《违反土地管理规定行为处分办法》,明确提出对违法用地现象严重达到问责指标的地方政府主要领导责任人进行严格问责。广州市委、市政府于2009年联合出台关于建立土地执法共同责任制的意见,加强土地执法力度,对土地执法不力的相关领导责任人进行问责,问责的形式以约谈为主,处罚方式以行政处分为主。但是,始于2007年的土地问责制实行至今,违法用地现象依然屡禁不止,违法用地问责制实施效果不佳。如何建立健全的地方政府违法用地问责制,并且贯彻和落实问责制度,是政府和公共行政学术界必须关注和研究的问题。本文借助文献分析法、案例分析法、归纳分析法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从2011年年初广州市万庆良市长在土地执法工作会议上对违法用地现象严重的花都增城进行点名批评并提出启动问责制的案例分析入手,归纳总结近年来中央及地方的土地问责制的发展历程和实施情况,进而分析问责制效果不佳的原因,最后从制度本身、法律建设、配套措施等方面对违法用地问责制的健全与落实提出一些具体的可行性方案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