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纯理论经历了三个不同发展阶段,即传统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到新新贸易理论。不同的理论基于不同的假定前提,传统贸易理论模型建立在一系列的严格假定之上,新贸易理论将部分假定予以放松,讨论的是在规模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的产业内贸易,而新新贸易理论则是将假定条件进一步放松,研究的是在贸易成本不为零的条件下的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尤其是在出现外包情况下的产业内贸易的福利效应。显然,国际贸易理论的不断发展使贸易模型对现实世界的描述呈现逐渐逼近的过程。然而,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始终存在着一个无法逾越的鸿沟,那就是贸易的实物面研究(即贸易纯理论)和贸易的货币面研究(即国际货币理论)仍然是两个平行发展、相互没有联系的独立部分。作为国家间开展贸易不可缺少的交换媒介——不同货币之间比价的汇率,无法作为一个变量纳入到国际贸易模型中。尽管在过去的几十年,国际经济学家都在致力于寻找两者间的趋同点,但至今尚未取得令人满意的研究进展。要想跨越横亘在两个学科中的理论隔断不仅需要建立两个学科的联系,更重要的是要有全新的方法论与新的理论框架。因此,建立一个包含贸易实物面和货币面的统一的理论框架至关重要。本文的研究目的就是通过一种理论构造的方式,自洽地把汇率纳入国际贸易理论框架,使其成为一个系统变量。本文的研究任务在于通过研究贸易、汇率与国家竞争力之间的关系,将国家竞争战略作为一种无形的要素禀赋放进传统的贸易模型中,并为国家竞争战略提供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本文基于战略管理的结构学派观点,把国家竞争战略看作是具体的经济系统的结构转变过程。首先从国际贸易的实物面开始,讨论两个开放经济系统所产生的冲突及其原因,再将理论分析扩展到国际贸易的货币面,把汇率系统作为国家竞争战略的工具,从系统冲突到系统修正两种机制角度,阐明了作为国家竞争战略工具的汇率系统实现非均衡稳定的基本条件。本项研究的外部经济环境界定为贸易自由化。贸易自由化不是自由贸易,贸易自由化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是逐步降低关税的一种过程,在这样的过程中,全球经济增长方式产生了变化,导致了生产范式的改变和国际分工新格局的出现,这样界定的直接理论效应是,贸易产生了多重均衡。本文从两国多商品的贸易形态入手,证明了两国由于保留产业的存在而产生的多重均衡,导致了两国间的贸易不再是双赢的结果,国际贸易引发的国家间利益冲突,形成了零和结构。国家利益冲突促使贸易各国通过制定和执行国家竞争战略以获得国家利益最大化。在H—O理论框架的基础上,通过将要素禀赋概念进行拓展,有形要素禀赋扩展到无形要素禀赋。再将国家竞争战略视为一种无形要素禀赋,汇率作为国家竞争战略的工具,则经常以汇率作为国家竞争战略的国家,具有比较优势,可以比有形要素禀赋丰裕的国家获得包括国际铸币税在内的更多的要素报酬。这样的理论处理就把国际贸易的货币面研究和实物面研究在新的理论框架下统一起来,汇率成为了贸易系统的内生变量。显然,汇率作为在国际市场失灵情况下国家的一种战略工具,仅仅是国家行为的一种表象,而它所蕴含的经济学内涵却比传统的汇率理论的内容丰富得多。汇率的本性是偏离均衡状态的,一国政府就是利用这种偏离,将汇率作为国家竞争战略的工具,用以实现其战略目标。因此无论是汇率行为本身,还是它与其它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都是非线性的,同时因为汇率对不同产业的贸易条件的变动具有不同的绩效,因此它还具有非中性的性质。这种具有非中性、非线性和非均衡性的汇率系统是一种复杂性系统,在这个意义下的汇率其实就是一种“策略”汇率。本文构建了策略汇率的政治经济学模型。模型展示的结论表明,策略汇率不仅是本国国内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而且又是本国政府与其贸易伙伴国政府博弈的结果。策略汇率作为国家竞争战略是经济周期的相机变量,而且还是抵御系统性风险的有效战略。本文以中国为个案研究对象,通过中国国家竞争战略从对外贸易战略到汇率战略的演化过程,说明汇率作为国家竞争战略不仅是中国在全球化中的理性选择,而且还是中国能否最终成为金融强国的关键因素。国家竞争战略在某种条件下可以形成国家竞争优势。波特从国与国之间的产业层面进行比较分析,提出钻石结构模型阐述了一个产业在国际市场中竞争优势的形成。但波特的方法不是标准的经济分析的方法。本项研究从国家层面上沿用经济系统分析的理论方法,选择国际竞争力水平的最好综合反映的经济系统变量——汇率,作为国家竞争战略的工具,阐明了汇率系统的理性国家决策(安排)在什么条件下形成国家竞争优势。这有利于保持国际贸易理论从亚当·斯密(分工产生绝对优势)、李嘉图(交易产生比较优势)到赫克歇尔—欧林(要素禀赋决定贸易形态)的分析传统。在此,本文完成了把波特的竞争战略形态形成竞争优势的思想纳入到国际贸易理论框架下,汇率战略视为理性国家行为函数的变量,寻找形成国家竞争优势的系统条件,以达成最大的福利和稳定的研究任务。在论文的结构安排上,本文采取系统演化方法,即按照理论(理论就是一个系统)演化的自然(或历史)过程安排论文的篇章结构。本文从结构上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即理论系统和事实系统,其中理论系统由理论进化(第1-4章)和理论发展(第5-9章)构成。事实系统(第10-12章)则是以中国作为国别研究的个案,以其国家竞争战略的形成过程,为理论系统提供一个检验的实例。这样一来,给定理论研究的初始条件(对国家竞争战略作政治经济学分析),寻找理论研究的源头(①贸易纯理论及其潜在的研究价值分析;②波特的竞争战略及其潜在的研究价值分析)与对现实问题的理论抽象(全球化中国家竞争战略的确定),然后将理论研究的源头与现实问题的理论抽象汇合,形成新的理论学说(无形要素禀赋假说)。再进一步拓广理论边界(贸易的实物面拓广到贸易的货币面----汇率),遵循逻辑的轨迹,从战略维角度重新审视汇率的基本假设(挖掘出非中性的内涵)最终导出全新的理论结果(非中性的汇率决定成为国家竞争战略的工具),并与前面的分析与抽象相对应,形成螺旋式上升的呼应。然后用一个事实的系统对理论系统构成镜像(中国国家竞争战略的案例分析)。第一章,笔者开门见山阐明本文的研究倾向,在新古典的福利经济分析与政治经济学分析之间,尤其偏爱后者,特别是新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一个社会中政治如何影响经济选择,最理想的研究对象就是国家行为了。新政治经济学是运用现代经济分析的规范技术工具来考察政治行为对经济决策过程以及经济结果的影响,它不仅运用了现代经济分析的常用数学方法,还运用了诸如激励和约束等概念来考察政治现象。第二章,对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演化作了归纳性评论,为理论创新寻找突破点;第三章,设定行为假设。把国际贸易理论模型由小国假设变为大国假设时,经济中就出现了保留产业、多重均衡与国家利益冲突。同时具体分析了美日贸易摩擦的原因、形式与本质;第四章,研究国际竞争力、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对波特的竞争战略理论进行批评式的回顾,认为波特研究的是产业层次的竞争战略而不是真正意义下的国家层次的竞争战略;第一章到第四章是理论进化部分。第五章到第九章是理论发展部分,而且是本文的主体。在第五章,阐述全球化中贸易自由化与经济增长所带引的流动性、生产范式、贸易形态的变化,使得国家竞争战略必然成为贸易各国的策略选择;第六章,讨论由于全球化的出现使得要素禀赋的外延扩展,从有形要素禀赋扩展到无形要素禀赋。国家竞争战略作为无形要素禀赋对国际贸易理论框架的创新。无形要素禀赋假说已经得到了事实系统的支持;第七章,研究汇率的基本性质。在传统的分析中,当汇率作为政策目标时,呈现中性;当汇率作为政策工具时,则表现为非中性特征。在资本完全流动的条件下,三位一体不兼容;在资本不完全流动的条件下,三位一体兼容。所以在汇率中性时,国家竞争战略可以实施的基本条件,就是在资本不完全流动的情况下,三位一体不兼容。即汇率作为政策目标时,国家竞争战略也有实施的可能;第八章,研究非中性汇率----策略汇率。当汇率作为国家竞争战略工具时,就是策略汇率。策略汇率使得我们可以在更大的理论范围里使用国家竞争战略来研究问题。例如,我们不但可以研究策略汇率的福利效应,也可以讨论策略汇率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本章构造了一个政治经济学模型,详细阐明了国家竞争战略是如何决定的。在第九章,研究国家竞争战略与经济周期的关系,当经济繁荣时,对于核心经济体而言可以采用强势货币的国家竞争战略强化竞争优势,当经济萧条时,则采用弱势货币的竞争战略强化竞争优势。当出现金融系统性风险时,汇率战略是最优的风险管理工具。本文的最后部分是关于事实系统的实证研究,以中国为对象,研究中国国家战略的形成过程,作为理论系统的镜像。第十章,回顾中国成功实施从进口替代战略,出口导向战略到追赶战略,最终实现贸易大国之梦的历程;第十一章,研究中国国家竞争战略从贸易战略向汇率战略转型的理论问题与现实困难,机遇与挑战。建立灵活的人民币汇率机制是转型成功的标志;第十二章,研究中国成为金融强国的国家竞争战略是什么样的战略,如何制定这样的战略,所制定的战略的可行性以及如何执行这样的国家竞争战略。但这更多是一种对未来的构想,而不是现实,这需要智慧、想象力与国家集体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