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外译学历史,无论文艺派抑或语言学派,二者都以源语源文为中心,且视“忠实”“对等”为评判译文优劣的唯一标准。鉴于语言学翻译观的二元悖论与理论不足,詹姆士·霍姆斯首次提出了“翻译研究”这一新概念。勒菲弗尔提议以“Translation Studies”作为翻译学科名称。巴斯奈特1980年出版《翻译研究》一书,并在序言中指出,“在过去的十年中,‘翻译研究’已经发展成一门独立的学科。”翻译由此出现“文化转向”。操纵派领军人物勒菲弗尔在多元系统理论的启发下,采用“文化研究模式”,把赞助人、社会条件、经济、建制操纵等文学以外诸因素引入翻译研究。他认为,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而且单靠语言学是不能解决翻译问题的。翻译除了受语言因素制约,还受到语言以外社会、文化、政治诸如意识形态、诗学、赞助等因素操控。翻译实质上就是译者在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影响下,对原文的暴力操控与改写。作者认为,除了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译者个人教育背景政治文化取向与译语受众的制约作用亦不可忽视。文化操控派摆脱了语言等效论的束缚,强调译语社会政治文化因素对翻译的操控,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全新视角,开辟了翻译研究的新途径。基于此论,本文作者认为,翻译具有很强的政治性。从文化的角度看,翻译是特定历史、社会和文化语境中对原文的重写,是一种操纵重写行为,是一种具有文化倾向的政治行为。它受意识形态操控,为权力政治服务。同时翻译亦具有暴力性。翻译过程中,源语文本的各个方面不可避免地被译语文化重写、过滤与再创造。因为语言社会文化差异,译者的视域必然受到社会、历史、文化、政治等因素以及自身条件的制约。无论采取何种翻译策略,译者翻译时都必须考虑到翻译的使命,考虑到语言文化差异,考虑到译语规范、意识形态、赞助与诗学,考虑到译语受众的审美期待、接受和反应。因此,翻译也必然带上意识形态和时代的烙印,同时带有个人的独特风格。晚清的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由于删节漏译甚至误译屡屡出现,存在着大量的暴力改写,因而往往被斥为“美而不忠”。然而,正是此类所谓“不忠”的翻译却得到译语读者的认可,而且还给译语诸多方面带来深远影响。这些翻译现象,用传统的忠实对等等值观点是很难解释的,而侧重文化研究的“操控论”则为解决此类问题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严译《社会通诠》即为一例。严译除了大量使用增译、减译以外,还有意使用置换、比附等改写策略和大量按语,将原文词语归化改写,文化移植,把个人思想见解掺进译文,从而达到对原文的操控,实现其救国建国的政治目的。这些策略也许有悖于学理,但正是这种“达旨”式翻译,体现了严译动机,表达了他的社会思想与政治主张。另一方面,严译《社会通诠》能被读者受众接受认可,并产生深远的社会影响,说明严译是成功的。本文拟运用勒菲弗尔的操控论,选取晚清严译《社会通诠》作为研究对象,分析隐藏在翻译背后操控翻译的各种政治、历史、文化以及社会等操控因素,探讨意识形态、赞助人和诗学等如何操控文本选材和翻译策略以及翻译结果。鉴于以往对严译《社会通诠》评价大都是就文本论文本,而不考虑译者翻译动机、译者社会文化背景与当时影响严译的主流意识形态、诗学与赞助人,对于严译《社会通诠》多颇有微词,甚或尖锐批评,故本文作者在文中一并分析了严译社会影响与意义,以期对严复及严译《社会通诠》做出客观合理的评价。在研究方法上,本文拟采用理论联系实际,史论结合的方法,综合分析,探求严译《社会通诠》的多种操控制约因素,分析严复如何运用不同的翻译策略操控原文本,从而达到其翻译的政治目的。对于严译的评价及其社会影响的介绍,则采取一种描述性的方法,以期对于严译的社会影响做出比较客观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