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迁移作为人口问题的重要表现形式,对一个国家和地区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成为近年来学者关注的热点。在这方面,学术界已取得相当丰硕的成果。但由于各位学者专家研究的目的和侧重点不同,迄今为止,学术界对广西人口迁移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问题仍缺乏足够的重视。有鉴于此,我的导师范玉春副教授先后申请了《红水河流域汉族移民研究》、《明清广西汉族移民与广西民族融合》及《明清时期广西汉族人口迁移与社会变迁》等课题进行研究。作为课题组的成员之一,我选择了《清至民国时期黔江流域的人口迁移与社会变迁》作为毕业论文的题目,希望能在这方面做一些有益的尝试。人口迁移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历史过程,要对其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必须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因此,本文除采用传统的历史学研究方法外,还将运用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尽可能全面的探讨。文章由引言、论文主体和结语三个部分组成。引言首先就前人对移民与社会变迁问题的研究成果和不足之处进行简单的回顾,然后介绍论文选题来源、对研究对象作简要的界定,并谈了论文的创新与不足之处。论文的主体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重点描述清至民国时期黔江流域人口迁移的历史。文章在回顾清代以前黔江流域移民史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清代和民国时期影响黔江流域人口迁移的几个重要因素,并对这一时期人口迁移的过程作了一般性的描述,同时也就人口迁移的一些基本特点进行了概括与总结。笔者认为,黔江流域人口迁移的历史早自汉代就已开始。但在由汉迄明的漫长历史过程中,受黔江流域自身开发程度和周边地区人口状况的影响,进入黔江流域的移民规模不大,且多以被动型的政治移民和军事移民为主。进入清代以来,随着黔江流域自身对移民吸引力的增强以及邻省、邻近地区人口压力的增大,在清政府倡导的“招民垦荒”的大背景下,大批自发性移民纷纷迁居黔江流域。民国年间,新桂系政府鼓励垦殖的政策也吸引了众多垦荒移民的到来,加上抗日战争时期大批难民的内迁,黔江流域的人口迁移达到了高潮。与前代相比,清至民国时期进入黔江流域的移民主要以自发性的经济型移民为主。与同一时期广西其他地区相比,黔江流域在移民迁入的时间、移民的来源地及类型等问题上具有明显的过渡性特征:就移民迁入时间而言,黔江流域移民高潮的到来要早于桂西地区,而晚于桂东北、桂东南地区;就移民的来源地而言,桂东北主要以湖南、江西移民为主,桂东南主要以广东、福建移民为主,而黔江流域的移民主要来自广东和湖南,进入民国时期,来自省内的移民逐渐成为黔江流域移民的主体,而客家移民在黔江流域的集中分布也是清至民国时期黔江流域人口迁移的一大特色;在移民的类型上,黔江流域主要以农业移民为主,且分布较为集中,这与以商业移民为主的桂东南有着明显的不同。第二部分主要探讨人口迁移对黔江流域社会变迁的影响。人口迁移对黔江流域社会变迁的影响主要表现为:首先,大批移民进入黔江流域,不仅极大地改变了黔江流域人口分布的格局,缩小了其与广西传统发达地区在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上的差距,而且也成为推动黔江流域农业、工商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力量。在移民的直接参与和带动之下,黔江流域的土地得到更大程度的开发与利用,农田水<WP=4>利设施亦普遍兴修,而农作物新品种的传入与推广种植,不仅极大地丰富了黔江流域人民的物质生活,而且对农产品商品化的进一步提高也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大量商业移民的进入,也使得黔江流域各地的圩市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商品经济结构亦发生变化,不仅诸如银号业、典当业、经纪行等行业种类日益增多,而且由于外籍商人为数众多、经济实力强大,由外籍商人“执现代商业牛耳”的局面也最终形成。大量拥有一技之长的手工业者的进入则对推动黔江流域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当然,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人口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其次,大批移民的进入,对黔江流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影响至深。汉族移民进入黔江流域后,兴学重教,对黔江流域各地教育事业的进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也催生出了诸如郑献甫、王拯等一代文人。在与土著居民交错杂居的过程中,移民不仅将原居地的语言带入黔江流域,从而引起黔江流域本地语言的变迁,如方言的更替、双语或多语现象、借词现象普遍出现等,而且也导致了建筑风格的流变,如会馆建筑大量兴建、民居建筑的材料和样式发生变化等。由于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等教派传教人员和信徒的大量进入,各种宗教信仰得以传入并持续发展,而“妈祖”等民间信仰的传布则使得黔江流域的宗教信仰更趋复杂化。外地移民的大量进入,也导致了粤剧、桂剧、彩调剧和京剧在黔江流域的传播与发展。第三,人口迁移不仅使得黔江流域的族群构成变动极大,而且也深刻地影响着族群关系的演变。在人口迁移的作用下,汉族逐渐成为黔江流域的主体民族,各族群交错杂居的格局也基本奠定。在相互杂居共处的岁月中,移民与土著、移民与移民经过长期的经济、文化、婚姻等交往,逐渐由最初的相互对立、冲突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