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自诞生以来,从方方面面影响着人们的生产以及生活,事无巨细,似乎都和互联网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互联网的影响下,世界连同互联网本身都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接触互联网开始,其在我国的发展十分迅速,我国更是在90年代后期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互联网企业。时至今日,我国的互联网发展已经逐渐成熟,互联网普及率达到了 7 0%以上,移动手机普及率也与日俱增,社会对于电信、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也在逐步加大,互联网技术更是在我国的贸易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近些年来,世界经济整体疲软、地区紧张局势不断涌现、新冠疫情还未彻底解决等情况使得我国需要更加审慎的看待所处的贸易环境。另外,在当今的世界贸易中,贸易产出逐渐转型至服务贸易领域,服务贸易在一国贸易中的地位日益凸显。2020年中国的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已经达到了 7172亿元,其中服务贸易出口规模为2976亿元,连续五年位居世界第二。但我国的服务贸易逆差问题一直比较严重,服务贸易出口的行业流向与地区流向也存在不平衡性。我国就目前而言处于“互联网+”与服务贸易出口发展的并行阶段,如何利用“互联网+”去增加我国服务贸易出口规模成为了需要思考的问题。因此本文以我国省市的视角出发,探究“互联网+”对我国服务贸易出口规模的影响,这将对我国“互联网+”以及服务贸易的良好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本文围绕“互联网+”对我国服务贸易出口规模的影响研究基于我国25个省市2013-2018年的相关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互联网+”综合测算指标,并使用固定效应模型从全局和地区两个维度做了相关回归分析,并加以稳健性检验和中介效应检验,进而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全文主要的布局及结论如下:第一章为绪论。在绪论部分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并在国内外学者梳理“互联网+”指标选定、服务贸易出口规模影响因素及“互联网+”影响服务贸易出口规模的现有研究基础上,阐述了本文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创新点与不足。第二章为理论基础和机理分析。首先概述了相关贸易理论和互联网的相关理论,并把理论结合到“互联网+”和服务贸易出口规模两个主客体上。然后是对“互联网+”对服务贸易出口规模的影响机制做出了阐述,其中的影响路径做了概述性说明,主要是从成本和范围两个方面进行讨论。在成本方面,“互联网+”主要能降低服务贸易活动中的生产、搜寻、交易成本。在范围方面,“互联网+”主要可以促进更多国家与企业的参与,二者共同的作用将会提高服务贸易的出口规模。第三章是我国“互联网+”与我国服务贸易出口规模的现状分析。这一部分首先着重介绍了本文是如何测算“互联网+”指标并根据这一指标对我国“互联网+”现状进行了说明。运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法测算的“互联网+”指标比单一互联网指标更能衡量“互联网+”发展水平,以二级指标作为参考也能较为全面的反映出我国“互联网+”现状。其次是介绍服务贸易出口规模的总量、增长速度、分布规律及未来发展趋势作出相关概括,并进行了相关的图文描述。通过相关数据和图文显示,我国自2000年以来服务贸易出口规模稳步上升,增长速度较快,其细分子类也有相关结构化的调整,但在地区分布上依然存在不均衡的状况。第四章为为实证研究。在实证研究阶段,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对我国25个省市2013-2018年的面板数据进行了总体回归和分地区回归,其中核心解释变量为“互联网+”综合测算指标,被解释变量为各省的服务贸易出口规模,并对其稳健性做了检验,后又利用中介变量进行了中介效应检验以验证“互联网+”对我国服务贸易出口规模的影响机制。实证检验的结果显示,“互联网+”对我国服务贸易出口规模有着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在分地区检验中,只有东部地区结果是显著的,中西部地区的检验结果并不显著,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差距较大。在对中介效应的检验中可以看出成本与创新在“互联网+”对服务贸易出口规模增加过程中发挥着中介作用,验证了前文的理论机制。第五章为结论和建议。总结本文研究过程中所得出的结论,再结合我国实际,搭配实证检验的结果,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对我国的“互联网+”促进服务贸易出口规模的方面提出相关建议。从政府层面来说,要加大对互联网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我国互联网普及率及移动电话普及率等;政府部门要打造互联网办公化政府,搭建政务平台,便利各单位间的联系;政府要实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部署中西部地区资源倾向政策,协调各区域之间互联网水平和服务贸易水平不协调的局面。在企业方面,企业要树立互联网发展战略,重视人才的发展,培养员工的创新意识,以战略和人才去带动自身创新水平的提高,将互联网技术运用到生产流程的各个方面;企业更要着力推动电子商务的发展,利用这一方式去抢占市场份额,促进整个市场的活力,进而提高自身服务贸易出口的水平第五章为结论和建议。总结本文研究过程中所得出的结论,再结合我国实际,搭配实证检验的结果,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对我国的“互联网+”促进服务贸易出口规模的方面提出相关建议。从政府层面来说,要加大对互联网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我国互联网普及率及移动电话普及率等;政府部门要打造互联网办公化政府,搭建政务平台,便利各单位间的联系;政府要实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部署中西部地区资源倾向政策,协调各区域之间互联网水平和服务贸易水平不协调的局面。在企业方面,企业要树立互联网发展战略,重视人才的发展,培养员工的创新意识,以战略和人才去带动自身创新水平的提高,将互联网技术运用到生产流程的各个方面;企业更要着力推动电子商务的发展,利用这一方式去抢占市场份额,促进整个市场的活力,进而提高自身服务贸易出口的水平。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在于采用了主成分分析法测算出“互联网+”指标指数,并运用相关理论去阐释“互联网+”对服务贸易出口规模的影响机制,讨论前者具体上是如何影响后者的,并在实证阶段用中介效应去验证这个理论机制,做了相应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