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行政民主化趋势的不断增强,公共行政逐渐从单方治理的模式转变为合作治理,以行政约谈为代表的新型治理手段应运而生,推动了执法方式的创新,并在税收领域、食品安全领域、环境保护等领域广泛实施,为政府转型提供了新的路径。由于行政约谈立法混乱,缺乏上位法规制,实施程序粗放、透明度低,欠缺监督机制等问题,约谈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从而给约谈相对人造成巨大损害,无法实现行政约谈在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价值。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文章从规范文本入手,结合社会实践中的具体案例,以工商行政管理领域为视角,试图厘清行政约谈的法律属性、适用情形等问题,细致分析法律规范及其现存问题,以完善行政约谈制度。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行政约谈行为的基础理论。在分析了学界现有的理论之后,根据规范文本中的表述寻找行政约谈的概念,得出了观点,即行政约谈是指拥有法定职权的行政主体,为实现特定行政目的,在事先约定的时间、地点,运用沟通交流的方式,对特定相对人实施的非强制性行政行为;其次,通过对现有的非类型化行政行为论、行政法律行为论、非强制性行政行为论、新型行政行为论等行政约谈法律属性争论的梳理,将行政约谈定性为行政事实行为、行政指导行为:然后,再从约谈主体、约谈范围、约谈程序三个方面阐述了行政约谈行为的构成要素。第二部分探究行政约谈制度的理论基础和社会功能。行政约谈制度以公域软法理论、公众参与理论、公法与私法融合为理论基础,具有存在与发展的正当性与合理性;行政约谈作为政府转变治理模式的重要手段具有提高工商行政管理效率、降低工商行政管理成本、实现工商行政管理目标等功能。第三部分是以工商行政管理为角度,对行政约谈制度的现状进行分析。通过对法律规范以及社会实践的分析,发现行政约谈制度存在着缺乏上位立法、地方立法散乱、程序规定粗放等规范层面的问题以及程序封闭、透明度低、滥用权力、以谈代罚等实践层面的问题。第四部分是针对我国行政约谈制度现存问题所提出的完善建议。包括四个层面的建议,一是确立基本原则,在行政约谈制度中坚持合法行政、合理行政、信赖利益保护与自愿原则;二是完善法律依据,包括制定上层规章、确立统一标准,规范地方立法、提高立法技术,推动程序立法、充实条文内容;三是规范实施程序,即限制行政约谈的启动条件、提高约谈人员职业素养、控制约谈主体自由裁量权;四是健全监督机制,促进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共同作用,更好的维护行政约谈制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