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自治组织是由具有同一或相似阶层地位的商人自愿组织起来,以维护组织内部商人团体的合法权利、增进工商业繁荣为宗旨的自我管理的社会团体。本文借鉴奥尔森对集体行动的分析思路,选取五卅运动中的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作为研究案例,对商业自治组织的集体行动进行研究,以期探究社会冲突运动中的商业自治组织的集体行动困境,进而阐明商业自治组织所存在的问题及其政治意义。本文通过对五卅运动中的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以下简称为“商联会”）进行研究后发现,商联会在怨恨累加、理性计算和集体认同等因素的推动下,通过集体抗议、资源动员和舆论施压的方式参与了五卅运动,但其行动却陷入困境之中。这一现象的具体原因在于商联会的资源获取途径受限、组织内部沟通不畅、激励机制欠缺等。商联会集体行动陷入困境不仅与传统历史因素相关,同时也与当时的国家权力渗透下包括商联会在内的商业自治组织发展空间有限密切相关,商业自治组织所呈现出的实际能力显然不能完全适应国家构建社会的需要。在民国时期商业自治组织与政府的互动中,国家权力居主导地位,将商业自治组织牢牢控制在政府主导的组织系统内。在此情况下,商业自治组织自身的架构设计、经济活动、功能发挥等都受到政府的影响。商业自治组织虽形式上呈现出“自治”色彩,但实际上却充当着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执行人角色,自觉或不自觉地执行国家意志,成为了国家权力的延伸。基于上述原因,商业自治组织活力逐渐消减,其组织化程度相对松散,组织力量逐渐弱化。在民国时期的国家建设实施策略中,商业自治组织的自治性与国家控制间的矛盾,导致商业自治组织的动员能力低下;商业自治组织自主性的削弱,致使国家权力支持基础仅局限于精英阶层;代表个人权利的集体制,阻碍了公民权及公民社会的形成。而这些难以克服的弊端,最终削弱了民国时期国家建设过程中的基层动员能力和渗透能力,陷入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历史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