渎职犯罪规定于我国刑法第九章,是为了保护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以及公众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活动客观公正性的信赖而设立的罪名。渎职行为会给国家、社会、人民造成重大损失,除了人身与经济等十分具象化的物质性损失,还有声誉性、秩序性、公众利益性等难以考量的非物质性损失。司法实践中对于物质性损失认定较为容易,而对于非物质性损失的界定则陷入了困境,理论界也颇为困扰,这不仅是因为现有司法解释的规定过于笼统导致的,更是由于非物质性损失自身的许多特性造成的,且重大损失是大多数渎职犯罪必要的构成要件,若非物质性损失认定困难则会影响到渎职犯罪的定罪量刑,进而放纵犯罪,无法保障人权,破坏了司法的公平正义。笔者通过收集西南地区涉及非物质性损失的渎职犯罪案例,来研究非物质性损失认定的相关问题。全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渎职犯罪中非物质性损失类案件的概况。将西南四省市近五年来非物质性损失类渎职犯罪案件进行分类整理,从中提取有用因素,配以文字与相关图表进行说明这类案例的现状,内容包括案例数量及比重、案件多发领域和主要涉及的罪名、部分案件中行为人犯数罪、非物质性损失在案件中具体的表现形式以及这类案例的量刑情况。第二部分是渎职犯罪中非物质性损失认定存在的问题。根据收集的案例所分析出的特点,归纳总结出非物质性损失认定存在的问题有:其一非物质性损失认定的独立性不充足,或作依附性处理,或当现有物质性损失无法构罪而将非物质性损失用来“凑数”以此来定罪。其二非物质性损失的表现形式认定不规范,主观随意性强。其三证明非物质性损失成立的证据难以鉴别收集,能够收集的证据少且证据证明力较弱。最后就是公检法之间对非物质性损失的认识存在着分歧,且各审判机关之间司法尺度也不一致。第三部分是非物质性损失认定困难的原因。主要是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过于抽象笼统、非物质性损失自身具有复杂特性、受因果关系认定不准确的影响以及社会舆论对于司法的不良干扰这四方面,它们一起导致了非物质性损失认定困难。第四部分是解决非物质性损失认定困难的对策,根据认定存在的问题及成因,有针对性地对渎职犯罪中的非物质性损失认定提出具有可行性的对策与建议,以完善法律规定和细化司法解释为主,同时以实施指导性案例制度以及建立完善非物质性损失的取证标准、推行第三方评定机制等方式为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