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生动物疫病的暴发对野生动物种群生存繁衍会产生十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对重引入动物种群的发展。2010年春季，湖北石首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湖北石首麋鹿保护区）内、外的麋鹿(Elaphurusdavidianus Milne-Edward，1866)种群由于感染魏氏梭菌（Clostridiumwelchii）与气单胞菌（Aeromonas），均出现了大量个体死亡疫情，亟需开展野外救护与巡护。为此，作者对疫情暴发后的保护区外自然野化麋鹿种群和保护区内散放麋鹿种群数量的动态变化进行了连续监测，以便为恢复石首麋鹿种群、保护中国麋鹿资源提供基础资料和科学依据。同时，因发情期麋鹿群主承担着与其圈占雌鹿交配和繁衍后代的责任，2011年12月-2013年1月，在对湖北石首麋鹿种群长期生态监测的基础上，作者采用直接计数法和访问调查法记录麋鹿种群数量，采用目标动物取样法记录发情期麋鹿群主的行为，对发情期自然野化麋鹿群主与散放麋鹿群主的行为差异进行了研究。通过实地调查、数据收集与统计分析后，得出以下结论:　　 (1)湖北石首麋鹿保护区外三合垸的自然野化麋鹿和保护区内的散放麋鹿种群的数量均得到了初步的恢复，且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保护区外的自然野化麋鹿种群的净增长率从2011年的5.2％上升到2012年的16.1％，而保护区内的散放麋鹿种群则是从6.9％上升到22.2％。经推算，2012年底，自然野化麋鹿的种群密度约为0.07头/hm2，散放麋鹿的种群密度约为0.39头/hm2。　　 (2)影响湖北石首麋鹿种群动态的因素有:种群密度制约、栖息地的环境容纳量、人为干扰、生境退化和污染、疾病感染。　　 (3)湖北石首麋鹿保护区外的自然野化麋鹿群主各行为频次，除追雌、驱雄行为以外，采食、休息、运动、吼叫、挑草、挑泥和爬跨行为均高于保护区围栏内的散放麋鹿群主。两个样本的Mann-WhitneyU检验表明，自然野化麋鹿群主与散放麋鹿群主在休息行为、运动行为、吼叫行为、追雌行为、驱雄行为、爬跨行为上的频次差异显著(P＜0.05)，其它行为的频次差异不显著(P＞0.05)。　　 (4)湖北石首的自然野化麋鹿群主与散放麋鹿群主在休息行为、运动行为和吼叫行为的时间-频率分布上差异不显著(P＞0.05)。　　 (5)湖北石首的自然野化麋鹿群主与散放麋鹿群主在不同生境下的各行为频次差异不一，表明麋鹿群主在不同生境类型中有不同的行为表达。采用K个相关样本的Friedman检验发现，不同生境中自然野化麋鹿群主和散放麋鹿群主各行为频次的差异性类似，均是采食、休息、吼叫、挑草、挑泥、嗅阴行为差异显著(P＜0.05)，而运动、追雌、驱雄、爬跨行为差异不显著(P＞0.05)。　　 (6)人为干扰和长江汛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湖北石首的麋鹿群主的行为表达。　　 最后，根据湖北石首麋鹿保护区内、外麋鹿种群的生存现状，分别从生境、种群和疾病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保护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