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白薇无论其人还是其作品都是一个独特的存在。自1922年开始进行文学创作到1975年搁笔,白薇留下了包括戏剧、小说、诗歌、散文、电影文学等在内的共300余万字的文学作品,其中戏剧、小说成就最高,影响较大。本论文尝试重返历史现场,按照白薇文学创作的时间顺序,从大量文本入手,客观、全面地把握白薇的创作历程,通过对她生命历程与其创作的关系来探寻她文学创作的独特性,并分析其写作在各个时期的不同表现。本论文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白薇作品的接受过程,从个人生命经验的角度对白薇的创作进行系统阐释和具体分析,试图在个人与时代的复杂关系中,挖掘白薇个人心灵自由书写的困境及其成因,并分析其文学价值与意义。第一章（1922——1928）:分析白薇思想资源的形成与五四时期其初登文坛的创作。“五四”精神、留日经历以及个人独特的生命经验构成了白薇思想资源的核心。作为中国现代第一位女戏剧家,正是因为具有时代先声的“娜拉”式出走姿态和浪漫的美学情调,初登文坛的白薇是以“新女性”的面貌得到高度肯定与评价的。但独特的个人生命体验也使得她的创作除立足于“五四”反封建的启蒙话语之外,还对父权制予以揭露与批判,对女性命运予以关注与反思。因此,《打出幽灵塔》的诞生,并非新女性的轻松抉择,而是出走后两难的产物。白薇作品中流露出的自觉女性意识,以及成为历史主体的诉求在盛誉的同时被遮蔽,这让她从创作的初始阶段就面临着精神困境。第二章（1928——1936）:分析三十年代文坛转向后至抗日战争爆发之前白薇的文学创作。革命的时代潮流中,在“走向集体”与坚持个人话语之间,白薇充满困惑与挣扎。首先,《炸弹与征鸟》与同时代作家笔下的“革命+恋爱”作品存在着一定差异,白薇作品传达出了对革命与爱情的双重质疑,但又不得不投身革命寻求救赎的悖论。这种悖论是时代的困境。其次,考察《姨娘》《北宁路某站》等作品,这一时期白薇的创作具有话语杂芜特点,对主流话语即有趋同又有疏离,显示出一定程度的不合时宜。最后,分析长篇自传体小说《悲剧生涯》。《悲剧生涯》是白薇在动荡时代挣扎并苦苦追寻女性自我和女性解放之路的心灵独语,是个人话语与时代主流话语矛盾激化的产物。第三章（1937——1975）:主要讨论抗日战争后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白薇的创作。抗日战争时期,民族解放成为时代主题。此时白薇创作了许多慷慨激昂的长诗,表现了颂歌时代的激情,然而由于颠沛流离的生活、羸弱多病的身体、文稿的大量遗失等主客观方面的原因,仍不可避免地逐渐成为革命阵营中的边缘者。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白薇主动请愿,试图用劳动改造自我,重新寻找自我的位置,以融入新的时代。然而艰苦的环境、高强度的劳动使得她几乎无暇写作。同时,文本的单调与破碎也反映出她的困惑与无奈,创作个性逐渐消泯于时代的宏大话语中。白薇的创作无法引起读者与评论界的关注。结语:作为跨越现代、当代两个时期的女性作家,白薇的创作始终努力坚持着在追随时代大潮的同时潜隐着基于生命经验之上的个人话语,展现了现代进程中革命女性的精神历程。文学场域中个人话语与时代话语的纠葛与冲突决定了她在文学史中早早成名却又逐渐湮没的宿命,而这也正是她与作品的意义与价值所在。白薇现象不是偶然的,对于中国现代第一批浮出历史地表的女作家而言,进入历史的过程从来都不是那么简单与圆满。当下时代,伴随着写作空间的巨大变化,较为充分的“个人化”写作具有了一种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