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文学史上，有这样一个知识分子，后人或为之振臂一呼，或为之垂泪惋惜。他是当代文学史怎么绕也绕不过的一个人物，他就是胡风。作为鲁迅精神的传承者，胡风实践着作为知识分子的角色，但是当其先锋精神无法逾越国家统治机器的高度的时候，所谓的“先锋”的下场就注定成为了“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结局。反观历史，是是非非因人而异，历史里这一点涟漪虽无足轻重，但是足以使人情绪饱满地想满足对真实的最起码的一点期望。正是这样一种心绪，本文将从窸窸窣窣的历史残骸中去寻觅一丝线索。延续一般的人物研究，我们很明显地发现胡风悲剧的高潮主要在于建国前后的几年。在这几年里，胡风以及以胡风为中心的所谓的“胡风集团”集中地面临了很多“枪林弹雨”，体现在三大中心事件上，主要是胡风的诗集发表受阻、路翎剧本《人民万岁》（后改名《迎着明天》）的未上演以及作为“胡风分子”聚集地——新文艺出版社的命运上。依据胡风留下来的书信日记，从这三个事件的细枝末节着手，在窥见胡风案中政治在文艺中咄咄逼人的架势以及双方一张一弛的紧迫感之外，我将有条理地作一文献还原，从其苗头、扩大到最后的高潮，试图重新审视那段不可逆转的悲剧。通过对这三个事件进行文献还原，本文将立体地去察看胡风事件，从文学机构、作家身份、文学传播、文学批评、文学政策和文学会议上的种种冲突去见证无法游离在国家文学制度之外的这桩悲剧的缘由——国家文学制度与个人创作自由的尴尬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