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是我国历史上较早关注民生日用、经济生活的史学家,以经济入史的写作方法被后世所遵循。司马迁通过对先秦诸子人性论、义利观的深究详参,形成了其经济发展“若水趋下,自然之验”的人性论、“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的方法论、“礼生于有而废于无”的物质利益观和“善者因之”的实践观点。并以此为哲学基础,对有史以来经济发展历程及其规律进行了探索,对先秦诸子的经济思想进行了分析提炼,对不同时期不同阶层人物从事经济活动的成功经验进行了归纳总结,结合对当时社会经济生活的深入观察和思考,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经济伦理思想。司马迁认为人的欲望是向前的,这种欲望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一切生产和再生产活动都是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消费需要和精神消费需要,生产在经济发展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消费又引领和决定着生产,作为连接生产和消费的中间环节,分配应保持价值链各方利益的平衡,交换应遵循价值规律进行等价交换、自由交换。只有如此,才能促进经济健康发展。主张国家应遵循这一规律,“善者因之”,顺应人们的消费需求,鼓励人们多种形式的生产经营,减少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同时,认识到“物”和“欲”始终是一对矛盾,强调“欲不穷于物,物不屈于欲”,物质资料的生产和消费互相促进,又互相制约,才能防止过分奢侈,达到“事皆有宜适”的社会和谐。司马迁经济伦理思想对现代经济的发展具有多方面的指导意义。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其“与时迁移”的方法论对我国经济创新发展,特别是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有着很大的指导作用;其“若水趋下,自然之验”的人性论以及“善者因之”的实践观对于市场和政府职能的有效衔接有着借鉴意义;其“原大则饶,原小则鲜”等经济运行基本原理对拓展经济布局、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仍有重要启示;其“欲不穷于物,物不曲于欲”的生产消费观不仅对于匡正经济发展中的现实问题,保护生态环境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而且对于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摆脱全球经济持续衰退困局,走出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之路提供了理论支撑。虽然其经济伦理思想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司马迁留给我们更多的是民族的智慧、民族的底气、民族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