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调查分析ICU患者配偶的焦虑、抑郁状况，探讨焦虑、抑郁的相关因素，为我国社会文化背景下,ICU患者配偶焦虑、抑郁的心理干预提供理论参考依据，以提高ICU患者配偶的身心健康水平，减少医患矛盾，从而提高对患者的支持水平，促进患者心理生理机能的恢复。方法：于2010年10月至2011年12月期间以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ICU患者配偶作为目标总体，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ICU患者配偶240例作为调查对象。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特质应对方式问卷（TCSQ）及自行设计的一般情况调查表对目标人群进行调查,分别评定ICU患者配偶的焦虑、抑郁、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情况和人口学特征,探讨一般人口学、社会支持及个人应对方式对焦虑、抑郁的影响。结果：(1)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240份，回收有效问卷240份，回收率100%。(2)240例ICU患者配偶中，焦虑症状者158人，焦虑发生率为65.8%；抑郁症状者191人，抑郁发生率为79.6%。(3)240例患者配偶SAS平均标准分显著高于国内人群常模(52.47±6.97vs37.23±12.59，t=33.859，P <0.01)； SDS平均标准分亦显著高于国内人群常模(57.64±7.40vs41.83±10.69,t=33.080, P <0.01)。(4)焦虑组及抑郁组患者配偶社会支持的三个维度得分均低于非焦虑组及非抑郁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1）。(5)焦虑组及抑郁组患者配偶积极应对得分均低于非焦虑组及非抑郁组,而消极应对得分均高于非焦虑组及非抑郁组,且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P <0.01）。(6)Spearman相关分析发现ICU患者配偶的焦虑及抑郁总分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r=0.827,P<0.05)。(7)单因素分析显示ICU患者配偶焦虑的影响因素有性别、年龄、居住地、文化程度、职业、家庭月均收入、结婚时间、社会支持及应对方式,是发生焦虑的高危因素(P<0.05)；抑郁的影响因素有性别、年龄、居住地、医疗付费方式、文化程度、职业、家庭月均收入、共育子女数、结婚时间、社会支持及应对方式,是发生抑郁的高危因素(P<0.05)。(8)逐步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配偶焦虑的影响因素有应对方式、年龄和文化程度，其中与积极应对呈负相关，而与消极应对呈正相关；配偶抑郁的影响因素有客观支持、利用度、消极应对及年龄，其中与消极应对呈正相关。结论：(1)ICU患者配偶的焦虑抑郁发生率较高，分别为65.8%和79.6%。(2)ICU患者配偶的焦虑及抑郁总分与国内常模比较，均高于国内常模。(3)ICU患者配偶的焦虑及抑郁总分之间成正相关。(4)ICU患者配偶的焦虑及抑郁的发生可能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焦虑的影响因素包括采取的应对方式、年龄和文化程度等；抑郁的影响因素包括客观支持、利用度、消极应对及年龄等；采取消极应对、文化程度偏低者更易发生焦虑抑郁。应针对影响因素采取有效的干预措施，减少ICU患者配偶的焦虑及抑郁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