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对鲁迅的文学气质有较大影响，鲁迅的文学个性也与尼采思想具有很强的相似性。尼采与鲁迅都属于生命文化大家族的成员，两者在思想气质上具有家族性相似。
　　尼采是18世纪末以后浪漫主义的一个极端发展，也是存在主义的先驱。他将浪漫主义对理性的反思、批判和对生命的崇拜，提升到一种新的高度，开存在主义之先河。尼采思想在他死后，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期接触尼采。鲁迅对尼采的接受，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影响与接受，达到了一种强烈共鸣的程度。鲁迅不仅在各个时期都引用了尼采的语言，而且，直接借鉴尼采的文体，鲁迅最初的杂文随感录，和尼采式箴言散文文体完全一致，因此，鲁迅也被看做是中国的尼采。鲁迅散文诗《野草》的篇幅比尼采的《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短小，但是，在结构上和风格上却完全相同，甚至在思想精神上，也有明显的交叉性。鲁迅杂文所表达的思想，许多地方近似于尼采的思想。
　　尼采对世界、人生的理解是那种他所说的酒神狄俄尼索斯式:世界是不断生成的，是变动不居、生生不息的，充满了偶然和不确定性，并呈现出一种环形结构:永恒轮回。各种事物不断产生，不断灭亡，相同者能够重复出现。这是个充满矛盾、冲突的世界，各种意志、力量不断碰撞，永无止境。尼采认为，世界就是如此，不要用道德的眼光审视世界，而应该以生命意志和艺术的眼光看待一切。要彻底祛除叔本华式的苦难感和原罪意识，要像赫拉克利特那样，把世界看成是一种游戏，就像儿童游戏一样。在这样一个世界之中，人的真正价值，就是实现个人价值，也就是超人式的不断提升自我、超越自我。这种不断超越自我的人学理想，以意志力量即权力意志为轴心，同时伴随着激烈的否定精神。权力意志的实现不是静态的或和谐的，而是在不断斗争的状态之中。对斗争的强调，以至于使尼采颠倒传统的道德观念，以恶为善，以魔鬼自居，不断反抗一些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尼采的目的是要人们直面世界、人生的悲剧命运，拿出勇气和力量来，重估一切价值。
　　尼采否定西方自苏格拉底以来的求知传统，也否定了现代知识理性及其世界观和人生观。没有普遍理性，更没有普遍真理，真理不是客观地存在在那里等待着人们去发现，真理是被创造出来的。不同的人总是依据自己的视角去观察事物，不存在永恒视角。真理和各种复杂因素有关，与个人意志有关，尤其是权力意志。尼采否定了传统基督教伦理观和世界观，博爱、爱自己的邻居等这些被普遍认可的道德观念，是不道德的，因为它遏制优秀的个人，把个人变成了一个毫无特性的群体中一员，抹杀了个人价值。所以，基督教道德是堕落、生命力衰退的表现。真正的道德是肯定自己、张扬自我的，是少数人的，是主人道德，是高贵的道德。否定自我，把自我混同于多数人之中，是奴隶道德，低贱道德。正是这种对西方文化及其传统的猛烈否定和反思，使尼采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鲁迅从青年时代开始，就认为世界是不断变化的，充满矛盾、斗争的，这种思想贯穿鲁迅一生。在五四以后，鲁迅以自己的小说、杂文和散文，不断表述这种思想。在鲁迅看来，不存在一个绝对和谐的一切圆满的世界，没有黄金世界，没有大团圆，人生——生命的路，是克服重重阻力的一种长途。就像“过客”一样，永远走在路上。鲁迅希望国人能够睁开眼睛看世界、看人生，抛弃黄金世界、大团圆的空茫梦幻，直面人生和世界。这种变动不居的世界体验，在鲁迅的历史感受中表现尤为明显。鲁迅不是那种简单的进步论者或进化主义，面对进步主义，鲁迅时常犹豫、怀疑，并表现出一种循环史观:过去的历史不断在现实重复。鲁迅的不断反抗乃至追求那种永远革命的精神，都和这种历史观有关。
　　鲁迅追求的理想人格，与尼采具有本质性的相似。鲁迅崇尚强者，正如尼采崇尚超人一样。无论是早期，还是五四时期乃至三十年代，鲁迅所渴望的理想人格，往往都是以意志力量为核心品质，是力量型的自律人格。强调个人自我选择，超越大众或一般社会心理，勇往直前，无所畏惧。真理即自我的主观判断，伦理也是自我判断。如“精神界之战士”、“这样的战士”、“叛逆的猛士”、“过客”等完全和尼采超人的气质类同。狂人、疯子、傻子等形象，和尼采的酒神精神一致，同时，也是“叛逆的猛士”的精神写照。尼采把疯狂当作反叛、战斗的必要品质。这些人物性格都具有战斗、反抗精神，在战斗、反抗之中，表现出自己不屈的生命意志。鲁迅喜欢战斗，战斗是生命力量最充分的证明。在鲁迅的战斗精神之中，或隐或显地表现出一种以恶为善的倾向。鲁迅的狂人、疯子，尤其是宴之敖者，明显带有尼采式的魔鬼性格特征。鲁迅不止一次地说，自己思想黑暗，也是他的恶魔性格的外露。
　　鲁迅改造国民性及对大众看客心态的批判，最重要的内容是对驯服、奴性的否定、鞭挞，同时，也伴随着对中庸、调和人格的否定。这种改造国民性与尼采的改造人类的意图是相近似的，都是呼唤个体生命的反抗性和叛逆性，让个人变得更强大。两者都是试图以意志力量型的人格替换传统社会的忍耐、理性、节制、调和型的人格。但是，鲁迅在批判大众的时候，没有像尼采那样走得那么远，尼采完全否定大众，鲁迅则是矛盾的，他批判大众、蔑视大众，另一方面却又有对大众的同情，这种同情在于鲁迅吸收了拜伦式英雄的人道主义精神。
　　鲁迅与胡适派知识分子的冲突，表现出尼采式生命意志与现代理性之间的冲突。在“三一八”惨案、人权论争、文学与阶级性等问题上，胡适派知识分子强调普遍公理，强调社会秩序和学校秩序，提倡普遍公理即普遍价值，提倡永恒人性，而鲁迅却强调个人立场，个体生命的反抗精神。鲁迅看到的是胡适派知识分子向权势者妥协的心态，将他们看做是“帮忙”的。鲁迅否定普遍公理，他对普遍公理、永恒人性的批判明显带有尼采式认识论、人性观的色彩，所谓公理和个人意志是结合在一起的。鲁迅以文学的阶级性反对梁实秋的人性论，其意图不在于文学是否有阶级性，而在于反对永恒不变的人性。
　　鲁迅对传统文化、社会现实的批判贯穿着一种“价值的重估”的精神，体现出昂扬、饱满的生命意志。鲁迅激烈地反对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中国的以家族制度为基础的儒家文化是吃人的文化，中国历史只是两种社会状态的循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鲁迅把中国社会看做是制作吃人的宴席的厨房，吃人现象无所不在。这和尼采对西方文化的批判、反思在精神气质上是一致的。
　　鲁迅与尼采的相似之处在于强力激情的生命文化。这种生命文化精神也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源。道家文化是鲁迅生命文化精神的传统根基。鲁迅喜欢魏晋文章，喜欢魏晋时代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嵇康、阮籍等人。这种对魏晋风度的嗜好，体现出鲁迅对道家文化的偏爱。道家文化有不同倾向，一方面是主“静”的，一方面是主“动”的，前者节制、冷静、闲适、超脱;后者激情、冲动，狂放不羁。但是，在大一统文化压制、规范之下，道家文化的主动的、激情的因素被不断压抑、削弱，以至于被视而不见。鲁迅讨厌、反对那种主静的道家文化，却承续着主“动”的激情的道家文化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