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世界经济联系的日益加强,我国也更加积极主动地扩大对外开放,出台了一些列优惠政策吸引外资流入,多年来我国始终是外资追捧的热土。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通过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溢出效应供我国学习模仿,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另一方面,随着引资规模的扩大,我国资源消耗增多、环境质量恶化,中国被众多学者视为发达国家的“污染避难所”。因此,外商直接投资能否促进我国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成为本文研究的出发点。此外,以牺牲资源和环境来换取经济的高速增长模式已经不再适应我国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要求,环境规制作为我国政府践行绿色发展观的重要措施,是改善环境污染的重要途径,其政策效果对提升我国绿色经济效率至关重要。因此,深入研究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是否影响了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绿色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对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以促进外资利用与绿色经济的良性互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借鉴马克思生态经济理论、污染光环假说、污染避难所假说、遵循成本假说、波特假说、环境规制“逐顶竞争”和“逐底竞争”等理论,界定了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规制、绿色经济效率的概念内涵,构建了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绿色经济效率、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效率、环境规制门槛效应的理论分析框架。同时,采用非径向非角度的SBM模型测算各省市的绿色经济效率,基于我国30个省市(除西藏、港澳台外)2000-2016年的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对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规制、中国绿色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理论与实证两个层面的分析,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1)外商直接投资方面,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呈增长趋势且外商投资结构明显改善,但区域分布上呈现由东部向中西部递减的特征,区域差距有缩小趋势。(2)环境规制方面,国家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呈逐年上升趋势,环境规制强度呈现波动上升趋势,环境规制强度因地区的不同存在差异,东部环境规制强度高于中西部。(3)绿色经济效率方面,全国总体上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东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值最高,中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值次之,西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值最低。(4)全国总体回归结果支持了”污染避难所假说”和“遵循成本假说”,外商直接投资和环境规制对我国绿色经济效率提升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表明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加重了我国的环境污染,环境规制的实行加重了企业的成本负担,不利于绿色经济效率提升。对外开放和产业结构的回归系数也显著为负,可能是我国进出口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不合理,人力资本水平、研发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经济增长、科技和教育的进步能推动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5)门槛回归模型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基于环境规制的门槛特征。从全国层面来看,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加强,外商直接投资对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发挥了先促进后阻碍再改善的作用,整体呈现出“N”型曲线关系特征;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门槛回归结果与全国较为接近,外商直接投资与绿色经济效率的关系与全国变化趋势一致,呈现“N”型关系;中部和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与绿色经济效率仅存在一个环境门槛值,不同的是中部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在单一环境规制门槛值之前和之后都未能显著促进绿色经济效率提升,但跨越单一门槛值后抑制作用明显改善,而西部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与绿色经济效率存在明显的倒“U”型关系,其他控制变量与基准回归的影响作用方向均相同。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相关政策建议:(1)优化对外开放布局,引进优质绿色投资。(2)识别地区差异特征,合理实施环境规制。(3)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携手共建绿色家园。(4)积极推动科技研发,实现人才强国战略